淺議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的效力

　　【摘要】 改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尤其是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究竟是有效還是無效，事關眾多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切身利益。亟待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統一的司法裁判標準，為司法實務部門的民商事審判活動提供審判指導，避免因法律規定的含糊和不統一導致司法裁判亂象，以增強法律適用的嚴肅性和規範性。

　　【關鍵詞】 劃撥土地房屋用途 合同效力

　　一、引 言

房屋租賃作為一種讓渡房屋使用權的一種民事行為，對於建立和完善多層次住房保障體系，活躍市場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隨着國有企業改制高潮漸遠，事業單位改制日益提上日程，將釋放出大量的劃撥土地上的房屋進入市場。眾多國有企業、事業單位改制後，仍然保留了房屋所佔用國有土地的劃撥性質。作為市場主體，國有企事業單位改制後的公司，從物盡其用和追求經濟效益的角度出發，必然將閒置的劃撥土地上房屋出租以獲利。本文擬以筆者代理的一起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作為切入點，對改變劃撥國有土地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效力作初步分析，以拋磚引玉，與司法實務人士進行交流和探討。

　　二、案件始末

位於武漢中心城區的某文化創意園，由武漢某汽車修造公司經營，名為文化創意園實為商業街，聚集了多家餐飲、服裝企業。武漢某餐飲公司承租其中1000餘平方米用於經營海鮮酒樓，後租賃雙方因房屋租金髮生糾紛，汽車修造公司將該餐飲公司訴至武漢市某區人民法院。筆者作為餐飲公司的代理律師，憑藉多年為國土規劃行政部門提供法律服務的經驗，判斷承租房屋原為國有汽車修造企業廠房，所佔用的土地應為劃撥工業用地，房屋性質應該為工業、交通用房。若出租房改變了土地和房屋用途，則租賃合同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及《物權法》等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而存在合同無效的可能性。隨後，筆者作為餐飲公司的代理人向國土和房產管理部門調取了出租房屋土地及房產證，證實了前述推定，確認出租房屋所涉土地用途為工業用地，使用權類型為劃撥，房屋設計用途為工業交通倉儲用房的事實。

在獲取上述證據後，筆者建議餐飲公司以出租方擅自改變土地和房屋用途，違反相關法律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為由，向某區人民法院提起反訴，要求確認租賃合同無效，並判令出租方賠償承租方的裝修損失二百餘萬元。經開庭審理，某區法院認為出租房已經向房屋租賃管理部門辦理《房屋租賃備案證》，並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為由，判決駁回餐飲公司的反訴請求。目前，餐飲公司已經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三、司法審判現狀及其成因分析

（一）司法審判現狀

基於對上述某區法院判決的疑問，筆者查閲了各地法院對類似案件的判決，發現各地法院對於改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的效力判決結果及其判決依據缺乏基本統一的尺度和標準，甚至同一法院對同類案件的判決結果也截然迥異，令人無所適從。各地法院判決結果和判決依據大致有如下幾種情形：

1、武漢市某區人民法院審理承租人反訴某汽車修造公司擅自改變劃撥土地及房屋用途，要求確認租賃合同無效的案件數起，一律以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為由，駁回反訴人的反訴請求，但並未對《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等法律關於土地用途的規定是否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進行進一步闡釋，缺乏説理的深度，不能產生令人信服的法律效果。

2、廣東佛山市某區人民法院的判決[①]，認為《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實施條》及《物權法》等法律關於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定，旨在調整土地使用者利用土地進行建設的行為，其調整和規範的對象為建設用地使用權人或建設單位，並非旨在規範和調整房屋建成後的利用和處分行為。

3、最高人民法院分別於2001年和2002年對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的效力作出了截然不同的法律認定。在昆明市消防支隊上訴重慶市墊江複合保温材料總廠租賃合同糾紛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終字第73號民事判決書[②]判決認定，出租方未經批准擅自改變土地用途和房屋性質的出租行為，違反《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等法律行政法規中關於土地使用者必須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使用土地的強制性規定，其《租賃協議書》無效。昆明消防支隊房屋出租行為具有改變土地用途的性質，是違法行為，無論是否上繳租金中的土地收益部分，均不能使《租賃協議書》有效。但頗具戲劇性的是，時隔不到一年，對蘭州紅麗園商貿有限責任公司上訴甘肅誠信電線電纜有限責任公司房屋租賃合同糾紛一案，最高人民法院卻以（2002）民一終字第4號民事判決書[③]判決認定，改變劃撥土地用途的房屋租賃合同有效。其判決理由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五十五條和《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即房屋所有人將以劃撥方式取得使用權的國有土地上建成的房屋出租的，應當將租金中的土地收益按財政部《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徵收管理的暫行辦法》和《關於國有土地使用權有償使用收入若干財政問題的暫行規定》的規定，由市縣人民政府房地產管理部門代收代繳。

（二）成因分析

1．對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強制性規定究竟為管理性強制性規定還是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理解不一對改變劃撥土地用途租賃合同效力持肯定説的學者和實務人士認為，《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中關於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改變土地用途的必須經相關土地和規劃主管部門批准，並辦理土地用途變更登記的規定系管理性強制性規定，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門從土地用途管制角度對土地使用者應按規劃用途使用土地的行政管理性要求。違反該規定，僅導致相關行政管理機關對其進行行政處罰的法律後果，不必然導致改變劃撥土用途的租賃合同無效。其法律依據是《房地產管理法》及其與之配套的《城市房屋租賃管理辦法》並未禁止劃撥土地上房屋出租，只要將租金中的土地收益中上繳國家，並不損害國家利益。

對改變劃撥土地用途租賃合同效力持否定説的學者和實務人則士認為，《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關於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定系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其目的在於否定改變土地用途的行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以引導民商事主體遵循我國土地用途管制的基本原則，按照既定土地用途合理使用土地，否則，土地用途管制將形同虛設。同時，由於房屋租賃主管部門沒有足夠的人員、精力主動強制作為房屋所有權人的出租人辦理房屋租賃備案登記，其監管只能是被動監管，即主要依賴於出租人自覺辦理房屋租賃備案登記。但基於趨利避害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大多數出租人不會主動辦理房屋租賃備案登記。

因此，寄望於改變劃撥土地用途的房屋有所有權人以國家利益為大局，將劃撥土地上房屋出租的收益中的土地收益部分上繳國家，是不切實際。

2. 未區分劃撥土地上房屋現狀用途出租和改變房屋用途出租的法律性質

有法律專家和實務人士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城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下稱《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四十五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房地產管理法》（下稱《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五十六條的規定，為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的出租合同效力的提供了法律依據。

根據《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四十五條規定，只要經土地和房屋管理部門批准，滿足土地使用者為公司、企業、其他經濟組織和個人，具有國有土地使用證和建築物、其他附着物合法的產權證明，以及按規定簽訂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向當地市、縣人民政府補交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或者以出租房屋所獲收益抵交土地使用權出讓金等條件，劃撥土地及地上建築物、附着物即可出租。根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只要房屋所有權人將租金中所含的土地收益上繳國家，劃撥土地上的房屋即可出租。

筆者認為，《出讓和轉讓暫行條例》第四十五條以及《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五十六條所調整和規範的對象主要為劃撥土地上房屋現狀用途下的房屋出租行為，而不包括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房屋出租行為，理由如下：

（1）我國實行房地一體主義，不僅房屋和土地的物權歸屬應適用該規則，房屋和土地的用途亦應遵循該基本規則，土地用途直接決定房屋用途。根據《城鄉規劃法》第四十三條的規定，建設單位應當按照規劃條件進行建設，確需變更的，必須向城市、縣人民政府城鄉規劃主管部門提出申請。變更內容不符合控制性詳細規劃的，城鄉規劃主管部門不得批准。同時，依據《城鄉規劃編制辦法》第四十二條的規定，控制性詳細規劃確定的各地塊的主要用途應當作為強制性內容。綜上可知，房屋建設應當按照城市總體規劃和相應地塊控制性詳細規劃確定的土地用途進行建設。因此，土地用途直接和終局的決定房屋用途，改變房屋用途，其實質是改變了土地用途。

（2）我國對土地用途實行嚴格的管制制度，土地使用者必須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土地用途使用土地。任何改變土地用途的行為，都應當履行法定的審批程序，即須經土地主管部門同意，並報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城市規劃區內改變土地用途的，還必須符合城市總體規劃要求，經得規劃主管部門的同意。經過上述程序改變土地用途後，還應在土地登記主管部門作土地用途變更登記。

（3）劃撥土地是指土地使用者通過各種方式依法無償或以極低的對價獲得的土地，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必須符合《劃撥用地目錄》對使用主體和特定用途的要求。根據國土資源部令第9號《劃撥用地目錄》第四條的規定，以劃撥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權，因企業改制、土地使用權權轉讓或者改變土地用途等不再符合本目錄的，應當實行有償使用。因此，房屋所有權人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其本質是改變了劃撥土地的用途，已經不再符合《劃撥用地目錄》的規定，應當通過補繳土地出讓金的方式將劃撥土地轉為出讓用地。

3. 法不責眾的心態

部分法律專家和實務人士認為，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房屋出租行為大量存在，不僅國有企事業單位存在該種情形，大量國家行政、司法機關也存在該種情況，還有大量國有企業改制後國有控股、民營企業因按相關政策保留房屋所佔用土地的劃撥性質，將劃撥土地上房屋出租獲利。因此，若否定改變劃撥土地

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的效力，無疑會給既有的租賃業態造成巨大沖擊，牽涉面廣，涉及的利益羣體眾多，與當前高度重視審判社會效果的司法裁判指導思想相悖。反之，從物盡其用的角度出發，對該類房屋租賃合同效力予以肯定，符合鼓勵交易、儘量維持合同效力的裁判指導思想。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同樣缺乏依據。作為由國家財政負擔經費的行政、事業單位及司法機關不以營利為目的，不同於一般的商事主體。因此，儘管其劃撥土地上房屋出租系民事行為，但不應以對一般的民商事主體之間合同糾紛所總結出來的儘量促成交易和維持合同效力的民商事審判指導思想來認定其出租行為的效力。而更應從是否凡違反《土地管理法》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對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的角度認定其效力。此外，以司法裁判形式否定上述租賃合同的'效力，反而更有利於嚴格限制部分行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濫用土地劃撥的政策肆意圈地，建設嚴重超過自身實際需要的房屋面積出租牟利的行為，促進節約集約用地。

　　四、對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再認識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十四條將《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的強制性規定區分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和管理性強制性規定，只有違反了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才導致合同無效。但如何識別和認定兩類不同的強制性規定，相關法律和司法解釋均未規定具體的標準。學界通説認為，應從如下標準判斷和識別兩類不同的強制性規範：一是審查法律、行政法規是否明確規定違反強制性規定將導致合同無效或不成立；二是審查違反強制性規定是否損害國家或社會公共利益；三是審查其立法目的是出於行政管理的需要，還是禁止行為本身；四是審查強制性規定的調整對象，即強制性規定針對的是行為方式還是行為結果，是針對准入資格還是行為內容。

綜合以上識別標準，筆者認為，《土地管理法》第四條、第十二條、第五十六條以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六條關於必須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和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定，應當認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首先，從其立法目的來看，上述規定原則上禁止改變土地用途行為本身，並嚴格禁止改變土地用途行為結果的實現，僅在不違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並符合城市總體規劃的前提下，經土地主管部門同意，並報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才能改變土地用途。其次，不同用途的土地價值差異巨大，擅自將劃撥土地用作不符合《劃撥土地目錄》規定的用途，逃避應補繳的土地出讓金，損害國家利益。因此，將《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關於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定認定為效力性強執行規定，更符合《土地管理法》的立法本意。

　　五、建 議

雖然，《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對不得擅自土地用途的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但是否應一概否認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租賃合同的效力則應持謹慎態度。筆者認為，應當區分改變後的土地用途是否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分別處理。對於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的，因其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應認定房屋租賃合同無效；對於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的，可以參照合同效力補正制度，即以是否在一審法庭辯論前獲得相關主管部門的批准作為認定合同效力的依據。若房屋所有權人改變劃撥土地用途的行為在一審法庭辯論終結前獲得土地主管部門和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同意的，並且將租金中的土地收益上繳國家的，可以認定租賃合同有效。肯定該種情形下的租賃合同的效力，並不損害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亦符合鼓勵交易，儘量維持合同效力的司法審判理念。

　　六、結 語

綜上所述，我國《土地管理法》及其實施條例對不得擅自改變土地用途的規定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對改變劃撥土地上房屋用途的房屋租賃合同的效力，應視其是否違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區別對待，而不應採取一刀切的方式處理。否則，難以在追求和實現法律正義的同時，獲得較好的審判社會效果。

　　參考文獻：

[①] 加陸勇山律師的文章《房屋改變用途出租，租賃合同不會必然導致無效》；

[②] 見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19日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民一終字第73號民事判決書。

[③]見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8月16日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一終字第4號民事判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