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迷茫和意義

——馬啟代詩歌印象

文/辛泊平

面對越來越多元、越來越複雜的詩歌現場，我言説的激情和我的青春一樣，日益暗淡了。許多時候，我寧願靜靜地讀一首詩，不管作者是名家還是新手，只要詩歌本身能讓我在瞬間安靜下來，進入那個純粹的文字世界，感動或者震撼，憂傷或者憤怒，那都是詩歌的力量，都是我自己的收穫。而對於詩歌現象或者詩人，我卻生出一種畏懼之情。因為，在這個喧囂的時代，幾乎所有的現象背後都有利益，幾乎所有的詩人圈子都有是非。説與不説，是一種立場，説什麼，怎樣説，便成了策略。在這種背景下，詩歌批評成了一個費力不討好的差事。你喜歡不喜歡，詩歌現象照樣存在，你説與不説，詩人之間的關係依舊微妙。所以，這些年來，我的詩歌評論或者説詩學隨筆便顯得凌亂。我沒有完成最初的代際細讀，也沒有完成最初的詩人分析，而是順着感覺，寫下一些不成體例的文字。

所以，閲讀馬啟代，也不是因為既定的寫作計劃，而是一種機緣，也是一種必然。因為，他的聲音的獨特的，他的聲音是逆時的。在當下，寫詩的人很多，但有自己立場並一直堅持的不多。所幸的是，馬啟代便是後者。他提倡“良心寫作”，提倡有尊嚴地寫作，而他的詩歌也有一種堅硬的骨骼，有一種充沛的激情。這樣的寫作有方向的寫作。它讓詩人從形形色色曖昧不明的寫作中顯得格外醒目。因為，他讓詩歌寫作獲得了和生命同等的廣闊和尊嚴。對於習慣了文摘體和心靈雞湯的讀者而言，那種小情調、小機智、小段子式的詩歌也許還有點可讀性，因為，它清淺如同我們的時代和生活。而這種嶙峋之相的詩歌註定是孤單的存在，是和時代趣味保持距離的存在。

在慾望被充分打開的時代，一切都有可能，一切都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生存之下的呻吟和生存之上的聲色犬馬。這是一個無法命名的年代。也正是這種曖昧性，造就了光明與陰暗的共生，罪惡與良善的對壘。在這種是非難辨的生存現場，更多的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了和光同塵、與世俯仰。而詩人馬啟代卻逆勢而行，在豐盈而又污濁的大地上，他選擇了純淨——“我只想寫下乾淨的文字/在人間，尋找一張乾淨的紙/為此，我已付出了前半生//如今我還在尋找。我知道/面前的紙，墨跡斑斑//山河，花朵，國家，政黨……//都死在了文字的後面//為了擦乾淨些，再幹淨些/我已用盡了四十年的橡皮/那些眼淚，血跡，再次被時光擦傷//我不能説話。這已足夠我勞作一生//我已寫下過很多詩句/在天空，在大地//都給了雄鷹，莊稼，烏雲，風//而在水上，江河湖海間/是隱吞的雷鳴/是悄悄的，悄悄的雷霆的低吟” （《在人間，尋找一張乾淨的紙》）。

所有的選擇都是經歷之後的選擇，它來自人生經驗，來自古老的理想，來自淬火的理性。為此，馬啟代甚至渴望成為舞干鏚的刑天，重新為人類選擇一種品質和活法——“——要選出塵世而不染的土，乾淨，明亮，高貴的塵埃/從現在起，我要學着造人”，為女人“安上一顆叫愛的心”，丟棄“把傷痛，缺憾和孤獨”，剔除“殘忍，獨裁，貪婪”、“背信棄義”，“讓它們自然着色”，讓它們“對詩意和美留夠敏感”（《從現在起，我要學着造人》）。在這裏，詩人的“造人計劃”不是無知者無畏的狂妄，而是對那遙遠的伊甸園重新迴歸的期待，是對古老而純樸的人性的呼喚。這種烏托邦式的世界重構，來自詩人對現實清醒的認知和理性的批判，它是詩人對生命和靈魂的雙重希望。

正是因為詩人有這樣的認知和理想，所以，他才會那樣執着地捍衞生命的尊嚴與靈魂的高度。他説：“在時光裏打滾，落下遍體傷痕/爬起來，筋骨燃火，也要保持直立”（《這些年，我一直與風拔河》）。他説：“敲打鍵盤，像彈奏別人的樂譜，總覺得膚淺/一再修葺文字/像暴君殺戮思想，手指在秋風中抖//兩年來，一牆之隔，為了讓筆保持正直/我不讓它説話//讓墨水閉口，讓筆對得起天下//我只在寫詩時用它，以便給漢字應有的尊嚴/十指變作朝拜的聖徒/虔誠地低着頭顱，簇擁着它前行//面對白紙，我就有國土萬里，它一步一叩首/是刀，是良心的鑽/我必須在時光的身體上刻下聲音//——每當閲讀新作，筆就刻骨銘心地痛”（《我必須在時光的身體上刻下聲音》）。這不僅僅是一寫作的.姿態，更是對生命與詩歌的敬畏。他永遠睜着懷疑的眼睛，因為，他“聽到地球另一面的震顫”（《我每夜都醒着，想它正在遭受的酷刑，黑暗中，我開始發光》）那震顫，既是時間的律動，也是靈魂不屈的吶喊。

知識分子不一定是詩人，但詩人一定是知識分子。在我看來，馬啟代的寫作擁有西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的品質：獨立人格和批判精神。對待所有的旗幟和主義，詩人不是一味的盲從，他會懷疑，會有自己的判斷。可以這樣説，真正意義上的詩人不是意識形態的傳聲筒，不是利益集團的代言人，他追問的是生命的迷茫和意義，捍衞的是靈魂的自由與尊嚴。詩人不是傳統意義上“以天下為己任”的鬥士，但他有自己的擔當。他的擔當，是永遠睜着懷疑的眼睛，繃緊凌冽的神經，在極權的陰霾下寫下對自由的呼喚，在物慾橫流的大潮中發出純淨的人性之聲。詩人絕不是時代的讚美者，而是時代的質疑者，不是潮流的鼓譟着，而是潮流的審判者。像波蘭的米沃什的作品，俄羅斯阿赫瑪託娃們的作品，都從某種意義上完成了對時代高貴的擔當。“我們唯一能夠支配的事是使發自內心的生命之聲不要走調。”（帕斯捷爾納克）在喧囂的時間裏，他們用生命的重量阻遏着異化的速度，以靈魂的孤傲平衡着肉體的慾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