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隱的恐懼散文隨筆

午飯時，爸爸悄悄對我説：“等一會兒去阿成家。”

有些納悶，又不好多問。爸爸不苟言笑，多問無益。

到阿成家時，爸爸已經在了，正在與一位胖乎乎的人説話。

“這是二伯。”爸爸給我介紹，然後又指着我説，“介眉。”

二伯滿臉堆笑，起身一把抓住我的手使勁搖晃。二伯的話並不多，印象最深的也就一句：“二伯現在勿來事，以後……”

我知道什麼叫“勿來事”，卻不明白二伯他為什麼“勿來事”。

最不能理解的，是二伯為什麼去阿成家而不上我們自己家。

晚上，爸爸像是很隨意地説：“你二伯，他是右派。”

我才11歲，不懂什麼叫右派，但我知道應該不是什麼好事。當時，我並沒把這當回事，直到第二年，學校要求家長填一張什麼表格，爸爸填好之前，我無意地看了一下，發現家庭成分一欄，寫的居然是“地主”二字。這下我懵了。我再小再不明事理，也懂得這兩字意味着什麼。

我想到了祖母，難道她老人家跟黃世仁的娘一樣？

爸爸看出了我的疑惑，歎了口氣後，向我作了解釋，我這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解放前夕，確切一點説，1948年秋，二伯做投機生意發了財，在紹興買了53畝土地。半年後解放了，祖母知道那頂“帽子”不好戴，愛子心切，稀裏糊塗替兒子認了罪。好心的老人家萬萬沒有想到，這麼一來，日後連累得她的兒孫平白無故吃足苦頭。

讓人哭笑不得的是，二伯家户口本上填的卻是城市貧民。據説二伯研究過《土改法》，只有土改前過滿3年剝削生活的人，才是貨真價實的地主。當然，這都是我們後來才知道的。

二伯的聰明使他躲過了一劫。正因為如此，他説話辦事便不可能像他的兄弟那樣謹慎。禍從口出，1957年，二伯終於沒逃過命運安排，作為右派的一員去了江西白茅農場。

二伯還是幸運的，去了勞改農場，拋下四個兒女，生活的艱辛完全落在二媽一個弱女子身上。多少右派的妻子作出了劃清界線的`明智選擇，二媽沒有，她始終守着，直到平反改正。

爸爸之所以沒請二伯回我們家，是擔心讓房東酈叔叔知道。酈叔叔是爸爸同事，與汪伯伯相比，關係疏多了。況且酈叔叔出身富農，也怕惹禍上身，絕對不允許右派分子出現在他房客家裏。

那個時候，“家庭出身”像孫悟空身上的五行山，壓得多少人動彈不得。我畢竟還小，缺乏對這四個字的感性認識，相反，我從未因家庭出身背上過任何思想包袱，我相信自己與別人一樣，同樣是祖國的花朵，祖國的未來。同學中出身不好的大有人在，他們大都比較安穩，這與家庭薰陶與父母的教育有着直接的關係。

出身不好，往往很少朋友，一方面人家不願意與其接近，另一方面，天生自卑，容易產生牴觸情緒。可我不。我不外向，卻比較隨和，人緣也好，同學們一般都喜歡與我為友。

然而，聯想到趙老師説的白腳梗黑腳梗，我心裏忽而生出了一種隱隱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