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筆記 朱自清

朱自清佚文《“近代史詩”——讀書筆記》，原載1936年4月11日《立報·言林》，未收入十二卷本《朱自清全集》。《立報·言林》當時以頭條篇幅刊出這則讀書筆記，足見對朱自清文章的重視。現照錄如下：

葉公超先生以Poet Lor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見示，中有Harold King作《想象中的近代史詩》(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頗多新義。略謂史詩一體久已死去，Milton與Spenser欲恢復之。Milton勉有所就，Spenser則竟無成。史詩死去之故，或謂系文明不同;今世已非英雄時代，一般人對神話製造亦已無趣味。誠然，吾人已漸不重個人英雄而重羣體。如前者大戰，得名者往往為某隊士卒而非其將領。然林肯，俾士麥等固為出羣之才;並世猶有列寧亦其儕輩。此等人吾人許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人亦未嘗無人為製造神話)，今日之英雄，乃制度(Institution)也，非人也。

或又謂英雄須代表文明，非破壞者革命者之謂。而近代人複雜多變，勢難約為一類(Type)。史詩貴在約，不能約，失其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羣體(Concourse)。但如火車站者，雖為羣體，而已成就，無生長，不足為史詩材料;足為史詩材料者，其惟工廠與銀行乎?

近代生活複雜，韻文殆不足用。“近代史詩”，體將近於散文。蓋散文應用已久，變化甚多也。雖然，史詩當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簡不宜繁，宜舉大端(Largeunities)而遺細節(Minorconfusions)。——准此而論，小説之表現近代生活，或竟不如電影之直接爽快，不事鋪張也。

文末乃舉紐約第五街中夜繁華之景，為所謂“近代史詩”示例焉。

(四月六日寄自清華大學)

《立報》是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創刊的“小型報”，之所以命名“立報”，是表明該報只有四開一張，無論新聞報道還是副刊文章，都是短小精悍，讀者買了報紙“立”着就可馬上閲完。《立報》有兩個文學副刊，一是謝六逸主編的“言林”，另一是張恨水主編的“花果山”，“新文學”和“舊文學”各樹一幟，爭奇鬥豔。這也是新文學家首次進入小型報副刊，意義非同一般。謝六逸是文學研究會的重要成員，早在主編《時事新報·文學旬刊》時期就與朱自清訂交，此次重操舊業，主編《立報》副刊《言林》，名家薈萃，請朱自清惠稿是題中應有之義。

在這篇佚文之前，朱自清已在1935年12月14日《立報·言林》上發表了12月6日所作的通信《北平消息》，文中抒發了“一二九”學生運動前夕，知識分子為北平“這座中國文化的重鎮”因日本侵略者逼近陷入危境而“苦悶”和“氣憤”的心情。《北平消息》已經編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奇怪的是，四個月後發表的這篇讀書筆記《朱自清全集》卻失收了。

查1936年朱自清日記，4月5日記雲：“抄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記，將寄給《力報》。”《力報》實為《立報》之誤。這則日記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那就是朱自清這篇讀書筆記其實是從他自己以前的日記中抄出的。再查1933年朱自清日記，2月22日條下果然有這篇讀書筆記，但抄出正式發表時已有多處不同程度的修改，值得注意的一處是開頭增添的説明：“葉公超先生以Poet Lore(《詩歌》——筆者注)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見示”。

朱自清時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主任，葉公超則為外文系教授，但兩人頗多交往。從朱自清日記中可以得知，葉公超經常向朱自清推薦英美的人文社會科學刊物和新著，經常與朱自清交換對諸如現代詩、中國現代文學和中西文學比較等學術問題的看法。朱自清深感自己“與公超相對常得益，然其鋒芒(Sharp)亦實實可畏”(引自1934年1月14日日記)。

哈羅德·金探討西方古代文學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詩”何以到了現代無法再現，朱自清認為“頗多新義”，他對哈羅德·金的觀點也有所歸納和發揮。所謂“近代史詩”，或與“個人英雄”和“羣體”關係的轉換有關，與“紐約第五街中夜繁華之景”有關，也即資本主義文明成就了“近代史詩”，雖然其表現形式與古代“史詩”已大相徑庭。朱自清研究和教授中國古典文學，但他像葉公超一樣，關注西方最新的'文藝理論。一篇短短的讀書筆記，涉及文學和史學的不少問題，折射出當時的大學教授真的讀書，學術視野頗廣。

朱自清一直較為留意刊載哈羅德·金論文的英文《詩歌》雜誌，不妨再錄他1935年5月8日日記：“林庚《詩五首》，由哈羅德·阿克頓(Harold Acton)翻譯，發表於《詩歌》雜誌(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詩習作講師席位，俞、王兩君向餘表達此意，當予謝絕。讀該雜誌文章兩篇，哈立特·蒙羅(Harriet Monroe)之《在北京》與哈羅德·阿克頓之《當代中國詩歌》，甚有味。”這段記載很有趣，林庚以《詩歌》發表其詩作英譯而謀教職，朱自清雖然欣賞林庚的詩卻仍予“謝絕”，當可看作三十年代文壇軼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