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只是見不到隨筆散文

在一門電視文化研究的課上，教授給我們放過一集美國的某reality show。Show的主角是Paris Hilton和她的緋聞名媛們，她們被指派去做「普通人」的工作。節目一開場，主持人分配某名媛去沃爾瑪的倉庫推車，名媛問，沃爾瑪是什麼？

這樣的問題在我們普通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雖然很多像我一樣這種對巨大家庭裝牛排沒有需求的小體積人類從來不去沃爾瑪買東西，但不知道沃爾瑪是什麼？就像不知道H2O的意思是水。

這個世界上就是有0.01%的人類能夠認真地問出這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關心沃爾瑪是什麼呢？他們不知道自己餐桌上的食物是從哪裏來的，他們不看美國的電視節目，他們最與民同樂的時刻也就是關心一下總統選舉的結果。我們平時不記得他們的存在，因為我們見不到他們，甚至有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我們抽象地知道這個世界的上空懸浮着一小撮富有的人，我們以為，自己和他們的區別在於，我們攢了好久的錢才買得起的東西他們輕易就可以擁有。實際上，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比這大得多也小得多，用一句話表述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沃爾瑪是什麼。

前者只是財富的區別，而後者標記了階級的分野。

在社會主義中國長大，翻開歷史和政治課本，全是階級階級和階級，但我小時候一直以為「階級（好吧原來這是敏感詞）鬥爭」就是一場好人幹掉壞人的RPG遊戲，因為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機會知道階級是什麼。我和我的同齡人目之所及的社會，是一片含混的人羣：有人窮一點，有人富一點，有人每天都有奶油冰棍吃，有人三四天才能吃上一個棒冰；但大人都看新聞聯播，小孩都看動畫城，住在一個地區的人都去同一個菜市場買東西，市裏只有一間百貨商店和郵政中心有空調，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那裏乘涼。我在大院裏長大，和小賣部阿姨的女兒和油漆工的兒子一起玩過家家，一起拿着纏着父母討來的零用錢去買1塊錢一盒的大大卷，或者5毛錢的棒冰。過年的時候驅車一個小時就到了鄉下，和親戚的小孩一起玩摔炮，或是拿在手裏火星四濺的微型煙花。我偶爾嫌棄某親戚的小孩髒，父母就罰我一個人被鎖在屋子裏看電視，電視上放的是我已經看了七八遍的西遊記。過一會我就開始覺得無聊，嘟嘟囔囔地認了錯，被放出來去找堂姐玩。堂姐拿着連環畫書給我講葫蘆娃，帶我坐着很多小縣城裏用來替代的士的電動車去找廟裏的土道姑抽籤算命，來來回回一折騰，我也被馬路上飛揚的塵土弄得髒兮兮的，於是不再惦記自己的新衣服，自在地和其他鄉下小孩一起去捉小龍蝦。

我的童年當然不能代表同齡人的童年，北京上海人的90年代不一樣，廣東地區的90年代更加不一樣。但我相信所有年齡差與我在正負3歲之內的人，都還會記得麥當勞和肯德基最開始遍地開花的時候，我們想去嘗新鮮的心情，假如你從小生活在城市，你還會記得鄉下人在肯德基前排長龍的時候，我們是怎麼好奇地盯着他們。也許那是我們第一次意識到世界上存在着「他們」。在我慢慢長大的歲月裏，我從不知道「他們」和「我們」的分界線，到以小孩子特有的殘忍和無知嘲笑「他們」，到我漸漸忘記「他們」是什麼樣子。上一次回國的時候，我在某商場的麥當勞門口等人，忽然聽到一個有濃重北方口音的男人大聲叫嚷：「小姐你給我出來，這麥樂雞怎麼比畫上畫的'小那麼多？你坑我呢！」周圍的人都盯着他偷偷地笑。我隔着玻璃門望着他，忽然想起自己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和表姐激烈爭論過「肯德基」是什麼。我堅持認為KFC是「肯德家的雞」，事後被表姐取笑了好久。

是的，那時候我的英文水平大概就跟我現在的拉丁文水平一樣。《鐵達尼號》第一次作為美國大片席捲了全中國的時候，我纏着已經上高中的表姐教我唱《My Heart will Go On》。表姐拿只認得ABC的我沒有辦法，於是用漢字逐字逐句地給整首歌標上了音。我還記得開頭是「愛未耐特硬買俊斯」。我和我的同齡人一起接受過「好好學英文，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教育，我們覺得托福考試高不可攀，我們學英文的榜樣是俞敏洪和新東方，我們心裏有一個神奇但永遠到不了的地方叫「外國」。

假如真的像Wittgenstein説的，我們的語言是我們存在的邊界，那麼現在我和當年與我一起吃棒冰的夥伴真的已經不在一個世界裏了。我和我的同齡人，我可以用這個主語來形容我和我的夥伴們從三歲到十歲一起經歷的事情，但越往後，這個詞就越來越slippery。我和我的一些同齡人離開了中國腹地的小城市，到傳説中的外國生活，我們喜歡在一起討論Wittgenstein或者Maison Martin Margiela for H&M。另一些同齡人，我在國外也能見到他們，他們住在賬户裏必須有固定存款10萬美元才能承租的富人區，我和他們唯一的交集就是偶爾幫他們寫論文賺外快，或是去Chinatown僅有的廣式茶樓裏喝茶。還有的同齡人，長大後我只有很少的機會再見，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長大的那個大院，他們的老房子和大院一起變得年久失修，他們可能頭懸樑錐刺骨地上了大學，也可能直接去了南方打工。他們，最後變成了他們。我討厭自己和我的朋友被他們揶揄為高帥富白富美，我知道試圖和他們談論為獎學金奮鬥的艱難和visa到期的煩惱完全是雞同鴨講。交談的時候我結結巴巴，害怕不小心暴露了我許多語言夾雜的説話習慣引起對方的嘲笑。上一次聽到我小時候的好夥伴説，「哎，你在國外見過同性戀嗎？聽説國外很多變態啊」，我只能低頭一個勁地攪拌手裏1.5元一杯的綠豆冰——記得小時候，這樣的一杯用綠豆粉和冰糖水做成的飲料要一塊二毛錢，沒想到，在物價翻了十幾倍的之後，有些東西的價格居然沒怎麼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