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散文《遠遊》

隨筆散文《遠遊》1

這最後一次

我告別了你

告別了潺潺灞河清脆

原上翠綠如蔭的枝椏

荊棘葱葱野棗的紅豔

再不容我天真無邪的幻想

放揚的羊羣還未晚歸

潔白的毛絨上停放

停放着我的靈魂

我知道，我再也無法回望從前

眷戀故鄉山川的聖潔

我如果，像河灘上堅硬石頭握起拳頭

那麼是不是會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會有另一片天空

讓我別無所求的遠遊

這最後一次，我告別了你

告別了筆直楊樹高挺的故道

夜空沉浸如目的繁星

綠田油油的小麥如月朦朧

再也不容托起眼臉遐想

清唱的燕子早以迴歸

鬱黑的羽毛上泛白

泛白着黎明的曙光

我知道，我再也無法回望從前

眷戀故鄉山川的熱情

我如果，像道旁的樹樁堅強的挺起胸膛

那麼是不是會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會有另一片天空

讓我別無所求的遠遊

隨筆散文《遠遊》2

陽春三月，天氣晴朗，温暖的空氣中流淌着一絲香甜的氣息。舉目望去，山明水秀，風清氣爽，吐納之間皆是清新，俯仰之餘皆為美好。如此天氣，如果不外出踏青，豈不是辜負了這大好春光？想起了去年去洛陽賞花的情景。

去年四月，聽説洛陽的牡丹已開放，便直奔而去。牡丹真不愧為百花之王，一朵朵或含苞待放，如美人含羞帶澀；或花開半朵，似美人朱脣輕啟；或傾情盛開，宛若美人玉手，盈盈可握。

賞花的大多是年輕人，有的兩兩相伴，有的三五成羣。還有些人喜歡獨來獨往，一個人默默欣賞。在眾多賞花者中，有一名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四十多歲的樣子，正攙扶着一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緩慢地走在前行的隊伍中。他小心翼翼地扶着那位老人，時不時地指着一朵花靠近老人的耳朵説着什麼。偶爾，從自己的揹包裏取出一些食品和水遞給老人。走上幾步，他便扶着老人在石凳上坐下，休息片刻。他望向老人的目光那麼温柔，任誰見到都可能為之動容。我不由自主地朝他走了過去。

在他身旁的長凳上坐下後，我跟他搭起了話：“這位是您的母親吧？”“是。”男子簡短地回答，臉上竟露出了一絲孩子般的羞澀。我的心裏一動，由衷地説：“您真是個孝子，肯帶自己的母親出來玩。”他聽了我的話，笑了：“母親這輩子不容易，為我們操勞了大半輩子。年輕時沒時間出去走走，現在老了，想走卻又走不動了。趁着現在天氣好，就想多陪她出來轉轉。別看母親年紀大了，勁頭卻十足呢！”説着，他轉過頭衝老人笑了笑，老太太也正一臉幸福地看着他笑，佈滿皺紋的臉上洋溢着滿滿的知足和驕傲。

老人那柔和的眼神一下子觸動了我，我突然想起早上出門跟父母告別時，他們的眼睛裏分明透出了深深的嚮往和期待。

望着中年男子攙扶母親遠去的背影，我感覺自己的心漸漸地濡濕了。趁着父母還健在，我們真該放下手頭的一切，多帶他們出來旅行。相比父母為我們的付出，我們做的這些又多麼微不足道呀！

隨筆散文《遠遊》3

我十八歲離家，今年虛歲三十八，算起來，迄今的人生裏，一半時間都在外。這一半的時間裏，驅使我不斷離家遠走的，無非是所謂“學業”和“事業”。父母在人前誇耀兒子時，所依據的也無非是這兩點：學業圓滿，事業小成。自己回想起來，也覺得這一切理所應當，從未想過另一種可能。可以説，前三十年，父母和我共享了它的榮耀，但是，從現在起，我們要開始分食它的苦果。

犧牲大片鄉村和城鎮、成就個別大城市的發展路徑，造就了今日中國的基本格局，資源極端不平衡，機會極端不均等，迫使廣大“不幸”生在欠發達地區的青年人少小離家，一窩蜂地扎堆“北上廣”。從正面看，這是社會流動，是資源合理配置，殊不知，隱患早就埋下，代價異常昂貴。當年我興沖沖離家，眼裏只有異地、大都市與錦繡前程，卻不知出來混，遲早要還。如今父母年邁，能見到我就是他們最大的福利，見不到我就是對他們最大的折磨，我卻吝嗇得每年只給他們一兩次見面機會。這就是代價，該是我們還債的時候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農民工身上，幾千年來安土重遷，如今卻要背井離鄉，他們合力主演了三十年的經濟神話，卻留下了留守兒童和留守老人——這時代最大的悲劇莫過於此。更可悲的是，我們這些遠離故土的人，並未因此獲得他們的尊重與諒解——那些“北上廣”的當地人，那些一輩子不曾離開父母半步的人，他們嘲笑外地人“報恩”父母的想法太陳舊，他們視回家過年為陋習，視春運為災難，他們永遠無法理解外地人那顆思鄉的心，為何如此迫切？如此不通融？你向他們傾訴，他們一句話就給你頂回來：誰讓你來的？你老老實實待在家鄉不就沒這些麻煩了嗎？

古時父母去世，做官的要告“丁憂”，回鄉守孝三年，三年後才可陳請復職。即使普通百姓，三年內也不得婚娶，如有特殊情況，必須在百日之內操辦，叫做“借孝”。據説曾國藩當年守孝掛帥，就是由咸豐皇帝親自下旨借孝的。放在今天，這樣的規矩或許多餘得可笑，但是現在，我卻越來越覺出它的莊重。胡適的'兒子出生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這位新文化的領軍人給兒子寫了一首詩，“我要你做一個堂堂的人，不要你做我的孝順的兒子”，語出驚人。但説歸説，做歸做，胡適本人卻是極孝順的兒子，他客居海外時，堅持每天寫家書一封，讓老母親時時讀到兒子的信息，待到胡適的兒子長大，他也用這標準來要求兒子，全不顧年輕時寫的那首詩了。今天，我們的通訊手段無比發達，有誰能做到胡適這樣？別説每天一封信，哪怕每天一個短信？

這是一個制度化、結構性地消滅人倫的年代，高鐵、網絡、中國電信，並沒有讓親情更便捷。骨肉被分隔兩地，血脈被拉長稀釋，年輕人即使有心，也已經無力，在奔走求生的現實重壓下，親情早被擠壓得所剩無幾。親子之情，天倫之樂，原本至高無上，任何人無權剝奪，卻不料敗倒在這坑爹的時代。

網上有人感歎：“這些年，我所有的眼淚都流在春節結束後，父母送我上車離家的時候。”情真意切，卻萬般無奈。

因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親情並未退化到泯滅，它仍然死守在我們內心的底角，當朋友不可靠、愛人不可靠時，父母幾乎是我們最後的情感依託。更何況，千瘡百孔的養老體系，讓子女們更加放不下心，國家不養老，只能“養兒防老”，兒卻遠在千里之外。另一個原因在於，這一代的中國父母，把全部心思都寄託在子女身上，他們太疼惜孩子了！要知道，牽掛是相互傳染的，是要繼承的，父母過分的愛，成為子女不能承受的重，要變本加厲地“返還”給父母。如果中國人的親子關係也像外國人一樣相對獨立，我們兩代人是不是都可以更灑脱一些？

從父母角度來看，他們也有更多的理由牽掛子女。孔子説：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後半句是説：如果子女一定要遠遊，也要有一個明確的、讓父母放心的去處。可是，這恰恰是一個“無方”的年代，青年人漂泊異鄉，身心無處寄放，不知道哪裏才是真正的家。這正是讓父母放心不下的地方。很多年，母親擔心我的早餐，怕我早飯沒有着落，潦草應付過去，虧了身子，“不怕一頓不吃，就怕十頓不飽”。我常嘲笑她，説她本末倒置，用我的話説，“早餐是世界上最不重要的事情”，我有那麼多人生難題、終極困惑你不關心，偏偏要糾結什麼早餐。可是，今年，我體會到了她的深意。穩定的、營養均衡的早餐，正是“家”的首要標誌，是“有方”的重要前提。對一個母親來説，沒有什麼比這更值得擔心。

一位海外學子在日誌上説：“我十九歲上曾發誓，父母去世之時守孝三年，如今我再發一誓，畢業後五年為期，縱棄前程錦繡，亦決然回家，以全人子之心。”還有人説：“有人問我，為什麼上完學不留在大城市要回來工作？我説，因為家裏有我的家人。我自認為，工作不是説簽了牛逼的企業或者去了牛逼的地方你就牛逼了，工作不過是為了過一個自己喜歡的生活，我不喜歡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建設別人的家鄉，等到爹孃老死還要趕着飛機回去，還不一定買得到票！”少數人的迴歸和反抗，讓人欽佩，但另一個事實是，大部分人仍被時代裹挾，急惶惶踏上不歸路，卻忘了其實身後還有另一條退路。

“人生在世，有的成了面子，有的成了裏子。”這話放在親子關係上也成立，對父母來説，我就是他們的“面子”，我自幼學習不好，現在混跡廣東，娶了媳婦安了家，在老家的縣城，這些足夠他們自豪了。但其實，我不過是一張“面子”，我一點都不實用，我只有觀賞價值，基本沒有使用價值，父母不要我的錢，我也沒能力為他們做些什麼，我們相隔一千公里，每隔一星期或十天我和他們通一個電話，一兩年回去一到兩次，和他們朝夕相處的時間，加起來不超過半個月，對他們來説，我越來越只剩下象徵意義。

萬幸的是，我的父母還有一張“裏子”——我的弟弟，他在首都，衣食無憂，他把父母接到身邊共同生活，給他們吃穿，帶他們看病，陪伴着他們，忍受他們的爭吵和絮叨，他們也帶着孫子，享着天倫之樂 。弟弟可能沒有那麼多值得吹噓的頭銜，卻是一個盡職貼心的“好孩子”，正因為有這樣一個甘願犧牲的“裏子”，才有了我這個逍遙法外的“面子”。但是，我越來越不能原諒自己，尤其當父母近六十歲，當父親的父親離世後，我越發意識到他們的孤獨無助。做父母的，哪怕有十個子女，每一個也都是不可替代的，我不該以任何理由推卸責任。

“今生還能和父母見多少次面？即使父母活到100歲，你每年回家見一次，還能見多少次？”這條微博在網上廣為流傳，每個人都在默算自己的數字，每一個數字都觸目驚心。親情在倒計時，永別似乎近在眼前。

爺爺去世，我登上北去的飛機，躲在三萬英尺的雲底，以波音的時速追趕即將老去的老人，追趕逝去的親情。此刻，我的父母們，他們還有我們，而我們已經成人。那一夜，我在手機上悄悄記下：平生第一次，我發現了比生命、愛情、正義、寫作更重要的事情。

你若盛開，蝴蝶自來，你若精彩，天自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