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與耶穌讀後感

説起魯迅與耶穌，兩者的距離似乎相當遙遠，耶穌是作為“上帝之子”來到人間，宣講拯救的福音，主張寬容忍讓的愛。而魯迅是一個無神論者，對死後無所畏懼，決絕地説過“一個都不寬恕”。

但在有一點上，可能兩者相當接近。魯迅在《野草》中有一篇“復仇（其二）”，直接描述了耶穌之死。他寫道：

路人都辱罵他，祭司長和文士也戲弄他，和他同釘的兩個強盜也譏誚他。

看哪，和他同釘的……

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

魯迅深深體會到耶穌的孤獨，以及和大眾的疏離。耶穌被抓後，眾人都遠離他，連他的門徒也不認他；是他的同胞在祭司長等少數人的帶領下，聚眾逼着總督一定要判處他的死刑；而最後不僅是兵丁、連一起被處死的強盜也瞧不起他。

“四面都是敵意”。有時四面圍着的倒也不是充滿敵意的人羣，而是“看客”。就在同一天（1924年12月20日）寫的“復仇”一文中，魯迅寫到了想觀看兩個在曠野上就要殺戮或者擁抱的戰士的羣眾：

路人們從四面奔來，密密層層地，如槐蠶爬上牆壁，如馬蟻要扛鯗頭。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從四面奔來，而且拼命地伸長脖子，要賞鑑這擁抱或殺戮。他們已經預覺着事後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鮮味。

對於精神界或行動界的少數天才來説，羣眾或敵對，或冷漠，而由於那敵對往往是被少數人挑動起來的，是並不一定持久的，所以歸根結底還是冷淡，是“看客”。魯迅費了很多氣力來鞭笞“看客”，他之所以棄醫從文，據説就是看了一羣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冷漠地觀看自己的同胞被外人處以死刑的電影，因而深受刺激而欲以文字喚醒大眾。

自然，魯迅的這種喚醒是在人間層面的，是服從一種改造國民性、創造新人的塵世邏輯。而耶穌卻是最終以彼岸為依歸。然而，無論目標如何，精神或觀念界的少數，也許註定要永遠處在如高爾基所説的“鐵錘與鐵”之間：上面是壓制或打擊他們的某些行動界的'少數（常常是政治家或鼓動家），下面是冷淡的、並不理解他們的大眾。更有甚者，則是兩者的合力而擊由上層發動的猶如汪洋大海般的羣眾運動、羣眾專政。

這少數精神界前驅的“猛士”倘若得勝，一般也是在他們死了之後：或遲或早，通過贏得行動界的某個少數而最終贏得了大眾的膜拜。這是耶穌的命運，也是魯迅的命運，是一切精神界的少數天才的命運，而這命運可能還是屬於幸運的一類。

而從上面引述及其他無法在此述及的文字中，我們也隱隱看到，在魯迅那裏，有一種對自身乃至一般的（包括他人的）痛苦的細細玩味乃至品嚐。這也許使魯迅達到了某種中國精神的最深處，但同時也可能意味着他不僅和耶穌、也和大眾有某種永遠的距離。魯迅對自身的精神痛苦能夠有一種極大的承擔，但大多數人的天性都是趨樂避苦的，乃至主要是追求物質的安適的，如何對待他們？是要求他們上升到和自己一樣，還是像耶穌一樣去俯就他們？

魯迅的精神是相當深的，它足以使我們警惕一切偽快樂主義乃至節制真快樂主義。但“精神的深”還可以有另一種性質與維度，比如耶穌的精神、佛陀的精神，即在體會人間的痛苦中有一種對所有人深深的悲憫，而由這悲憫中又產生出一種寬仁。即便是對那些犯罪的人們，他們也是“不知道他們所做的”，而每個人自身的靈魂也都有黑暗的陰影，這就使我們不敢輕易論斷和否定他人。

1926年6月，魯迅在為叢蕪所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説《窮人》所作的“小引“中，認為其作品“顯示着靈魂的深，所以一讀那作品，便令人發生精神的變化。”但他又説，“在甚深的靈魂中，無所謂‘殘酷’，更無所謂慈悲。”然而，在我看來，説在深刻的靈魂中沒有什麼“殘酷”也許是對的，因為它所映照的就是人性和人生的事實；而説也沒有“慈悲”卻可能是不對的，因為深刻的靈魂還要求對這事實有一種恰當的精神態度。

魯迅晚年，憶及自己年青時候讀的兩部“偉大的文學者的作品”，又一次説“雖然敬服那作者，但總不能愛的”：一是但丁《神曲》的《煉獄》，還一個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但也許正“因為偉大的緣故”，“卻常常想廢書不觀”。在他看來：“作為中國的讀者的我，卻還不能熟悉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忍從對於橫逆之來的真正忍從。在中國，沒有俄國的基督。” 那麼，今天的中國人是否能一窺這樣的精神之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