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報任安書讀後感

是一篇千古名篇，司馬遷在這封信中，把他對世情的感慨，對人生的悲憤，對專制君主的認識，對理想事業的追求，盡情地傾吐出來，如泣如訴。慷慨悲涼，理正而辭嚴，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李晚芳曰：“此篇(《報任安書》)與自序，俱原作史之由。《自序》重承先繼聖，此重惜死立名。《自序》悲婉，此則沉鬱、雄劍其操縱起落，俱挾浩氣流行，如怒馬奔馳，不可羈勒，與《史記》之雅潔稍異，是史公另一種豪放激宕之文。蓋因救友陷刑，滿肚皮怫鬱不平之氣，藉此發泄。書中‘舒憤懣’，三字是此本旨，故篇中處處皆憤懣之辭。縱橫跌宕，慷慨淋漓，轉折提接雖多，卻如一氣呵成。掙眉裂眥而寫之，驟讀無不為之惋惜。”這篇千古名篇回顧了司馬遷因李陵事件而受刑的全過程，敍述了忍辱著書的目的、決心、毅力，及其極端痛苦悲憤的心情。文章充滿了作者受刑後的無限痛苦與悲涼，但讓人讀後並不感到，而是感到有一股氣勢，有一股充滿自信的、無堅不摧的、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力量。儘管此篇是太史公“舒憤懣”之作，但他把帶有消極頹廢色彩的“感憤傷激”情緒就生化出積極向上、富有創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引古人自況，認為只有那些能夠經受得起艱難環境磨鍊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業來。在此文中，他寫下了一段名言：

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説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

慕義而死，保持名節;忍辱負重，自奮立名，怎樣處理好這二者的界限是很難的。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提出了一個“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的標準。司馬遷認為僅以一死來對黑暗進行抗爭，“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故他在忍辱與生死的痛苦抉擇中選擇堅強地活下來，並以最大毅力完成《史記》。並且在司馬遷看來，自古迄今的聖賢君子和志士仁人之所以要著書立説，就是因為他們在建功立業的奮鬥過程中遭受到各種黑暗勢力的打擊和無端的迫-害，使他們倍受艱難困苦和壓抑，精神上承受了巨大的折磨;而這種難言的隱衷和哀痛又無法為人所理解，於是只有通過為文論述來抒發他們內心強烈的悲憤，闡明他們的思想主張，並憑藉往事的興衰成敗的軌跡，總結歷史的規律，寄希望於來者。這引起了司馬遷的.共鳴。所以他以《報任安書》來明志，説明他要發憤著書，效法古人，把自己全部精力傾注在《史記》著作之中，以成就其“一家之言”。載於《全漢文》的《悲士不遇賦》也是司馬遷受刑後悲歎生不逢時的作品，可與《報任安書》相互補充。在賦中，司馬遷指斥天道微暗，美惡難分，“理不可據，智不可恃”，他的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一方面消極厭世，“委之自然，終歸一矣”，認為人總是要死的，追求功利又有什麼意義，還不如聽之自然;另一方面又堅持理想，“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熟雲其否”，顯然是要追步孔子，死而後已。這正是司馬遷在受刑後於恥辱與名節間掙扎的寫照，而最後司馬遷選擇了隱忍發憤、建立功名之路。故此賦與《報任安書》正好相得益彰。

司馬遷不僅在《報任安書》中提出了“舒其憤”的創作思想，而且以其《史記》的創作實踐具體地體現了自己的理論主張。這種理論和實踐的有機結合，使《史記》的創作藴含着作者極其深沉的感慨，因而具有極其強烈的抒情性。很明顯，《史記》寫的是歷史，但它並不是純客觀的實錄，而是飽含着作者強烈的愛憎與褒貶。司馬遷作《史記》，自比於孔子作《春秋》，在寫作方法上，力圖遵循據傳為孔子所説“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的原則。《史記》寫作以敍事為主，是非褒貶一般寓於敍事之間。顧炎武認為“古人作史有不待論斷而於序事之中即見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司馬遷寫《史記》正是通過對歷史人物及歷史事件的敍述，表現自己的社會理想和對黑暗現實的憤怒批判，並抒發其悲鬱之情。縱觀《史記》，可以看到太史公的筆下時常湧蕩着一種憤嫉之情，一種沉鬱之氣。那種對帝王公侯的貶斥鞭撻，那種對佞儒酷吏的尖刻譏諷，那種對刺客遊俠的傾心讚頌，那種對失路英雄及含憤志士的無限同情，都極為鮮明地體現作者的愛憎褒貶。魯迅先生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真是精當之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