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演講互動技巧

在演講過程中，演講者要和聽眾進行互動，才能調動現場氣氛，吸引聽眾的注意力。怎樣互動才有好的效果呢?

　　現場演講互動技巧

1.通過舉手促進參與。很多人認為讓聽眾舉手很困難，因為中國人普遍認為“槍打出頭鳥”，先舉手肯定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所以很多人舉手時都要前後左右看看大家。讓聽眾舉手存在一個小竅門，就是演講者自己先把手舉起來，這時所有人的焦點都在演講者的這隻手上，就不會去看其他人，就很容易引起聽眾的配合。

2.提問引發思考。演講時提出問題既可以控場，也可以形成互動。提出問題就是將疑問拋給聽眾，讓他們思考。可能不是所有人都直接進行了回答，但是多數人都會認真思考。聽眾思考過的和演講者直接講出的效果是完全不同，前者能給聽眾留下更深刻的印象。

3.化句號為問號。化句號為問號也是一種互動的重要方式，具體方法是在一句話的後面加上“好不好”、“是不是”、“對不對”等詞，聽眾回答的同時就產生了很好的互動。

4.巧妙引導創造互動。每個人都有表達自己的願望，演講者要善於給聽眾提供這樣的機會。例如，演講者説：“很多人演講口才不太好，都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比較深。中國的傳統文化教育大家，言多(沉默)，槍打(沉默)。”沉默的部分不用演講者自己説，聽眾會直接説出來：“必失”“出頭鳥”。這就讓聽眾很好地參與進來，進行了很好的互動。需要注意的是，引導要選擇一些大都耳熟能詳的話語，否則沒有人能接下去，也就沒有辦法進行互動。

　　拓展閲讀

11月9日，第72期“朗潤·格政”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行，林毅夫與張維迎教授就產業政策展開現場爭鋒。以下為北大國發院教授、人文經濟學會理事張維迎的現場發言稿。

張維迎：

首先澄清兩個基本概念。

第一個是關於產業政策的含義。我理解的產業政策，是指政府出於經濟發展或其他目的，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進行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其手段包括市場準入限制、投資規模控制、信貸資金配給、税收優惠和財政補貼、進出口關税和非關税壁壘、土地價格優惠等。

這裏的關鍵詞是“私人產品”和“選擇性干預”。政府在公共產品上的投資不屬於產業政策，儘管對什麼是公共產品，經濟學家之間存在意見分歧。普遍性的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如統一的公司所得税不是產業政策，但扶持性的所得税減免屬於產業政策。專利保護是知識產權問題，不屬於產業政策。地區政策也不屬於產業政策，儘管經常與產業政策伴隨。

林毅夫對產業政策的定義太寬。按林毅夫的定義，幾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產業政策，批評產業政策就等於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無政府主義者。這不利於問題的討論。

第二個是目標模式和改革過程的區別。林毅夫經常把有關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定位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軌路徑混淆在一起。在他看來，主張市場主導、贊同新自由主義就是主張“休克療法”，主張漸進主義改革等同於政府主導。所以他把“休克療法”的惡名戴在新自由主義頭上。這是完全錯誤的。

在林毅夫眼裏，我大概屬於“新自由主義者”，這一點我不會否認，儘管我更願意稱自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但我也是改革的漸進主義者。1984年春我提出的雙軌制價格改革思路，就是一個漸進主義的改革思路(林毅夫也經常強調雙軌制的漸進性質);1993年我和易綱合寫了“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歷史視角”一文，分析為什麼漸進改革在中國是一種必然;2008年我也寫過漸進改革的文章。我的漸進主義觀點一直沒有改變，它不僅與我的自由市場理論不矛盾，而且正是我的自由市場理論的延伸。

事實上，絕大部分古典自由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是不贊同“休克療法”的。因為，按照哈耶克的觀點，制度是自發演化的結果，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演化一定是一個漸變的過程。

儘管我不贊成休克療法，但我覺得林毅夫對前蘇聯國家改革路徑的否定還是太武斷了。他完全忽視蘇聯1990年前的歷史事實，沒有認識到實行了70年計劃經濟的蘇聯和只有20多年計劃經濟的中國相比，改革的初始條件有很大不同。蘇聯解體之前戈爾巴喬夫並沒有選擇休克療法，葉利欽時期的改革更像是搶救式治療，因為葉利欽主政前，蘇聯已經休克了，已經沒有走漸進改革的可能。

歷史不是一塊白板，我不認為一個模式可以適用於所國家。

下面，我講五個點：第一點，我和林毅夫關於市場理論範式的分歧;第二點，我為什麼反對產業政策;第三點，外部性和協調失靈不構成產業政策的正當性理由;第四點，林毅夫“比較優勢戰略理論” 在邏輯上是不能自洽的;第五點，林毅夫“增長甄別法” 的謬誤。

我和林毅夫關於市場理論範式的分歧

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分歧，其實是有關市場理論的兩個不同範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經濟學範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新古典範式是“設計範式”，米塞斯-哈耶克範式是“演化範式”。

新古典經濟學把市場理解為資源配置的工具。為了證明市場的有效性，它需要做出一些非常強但不現實的假設。反過來，當這些假設不滿足時，就出現了所謂的“市場失靈”，包括外部性導致的市場失靈，不完全競爭導致的市場失靈和信息不對稱導致的市場失靈。

林毅夫所有的理論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失靈為基礎的。這一點他自己也不否認。針對劍橋學者張夏準説他“太忠實於新古典經濟學”，“不能把自己從新古典經濟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的批評，林毅夫辯護道：“新古典經濟學針對這一切來説是一個有用的工具，而不是一個制約因素。它很靈活，足以用模型分析外部性、動態性和協調失靈這些讓政府扮演着重要角色的要素;同時還提供了一個標準，來判斷政府是否過於偏離比較優勢產業。沒有前者，發展中國家可能會缺乏應有的智慧去抓住發展優勢產業機遇，併為可能的產業升級和發展奠定基礎。但是，如果沒有後者，如歷史記錄所強調的，政府可能會犯下許多代價高昂的錯誤，…”(《新結構經濟學》第130頁。 )

顯然，在林毅夫看來，新古典經濟學簡直是萬能的靈丹妙藥，既能告訴政府應該做什麼，又能告訴政府不能做什麼!

我不理解的是，一方面，林毅夫把自己的理論建立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市場失靈理論的基礎上，另一方面，他又公開高調地批評別人“照搬西方主流經濟學是行不通的”。為什麼別人信奉新古典理論是“照搬”，他自己信奉新古典理論就是“創新”?為什麼新古典理論在他手裏是戰無不勝的“神器”，在別人手裏就變成了不堪一擊的“神話”?我不理解林毅夫講的“照搬”是什麼意思，但在我看來，如果有誰在“照搬”的 話，他本人一定是其中之一。

我本人對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評價沒有林毅夫那麼高，我認為，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至少不像林毅夫説的那麼好。新古典經濟學家所謂的市場失靈，其實是市場理論的失靈，不是市場本身的失靈。我認為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市場理論，是一個更好的分析範式。

根據米塞斯-哈耶克市場理論範式，市場是人類自願合作的制度，是一個認知工具，市場競爭是人們發現和創造新的交易機會、新的合作機會的過程;市場最重要的特徵是變化，而不是均衡。市場的有效性不需要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恰恰相反，這些假設與市場競爭是不相容的。比如説，在新古典經濟學裏，最好的市場是“完全競爭市場”，但“完全競爭”與創新根本不相容，因為創新一定會導致競爭的不完全，甚至所謂的“壟斷”;新古典經濟學裏，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市場失靈，但根據米塞斯-哈耶克範式，市場的優越性正是來自不完全信息，因為市場以分工和專業化為基礎，分工和專業化的價值就來自信息不對稱。正是由於信息不對稱，由於信息的分散性和主觀性，我們才需要市場。

新古典範式和米塞斯-哈耶克範式的區別突出地表現在對企業家作用的認知上。新古典經濟學的市場是沒有企業家的市場，因為新古典的假設使得企業家根本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偏好給定、資源給定、技術給定，信息是完全的，沒有不確定性，每個人同等聰明，當然也就沒有企業家的用武之地。

在米塞斯-哈耶克範式裏，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發現和創造交易機會是企業家的基本功能;正是通過企業家發現不均衡和套利，市場才趨向均衡;正是企業家的創新，使得市場不斷創造出新的產品、新的技術，並由此推動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

信奉新古典範式的經濟學家有時也使用“企業家”這個詞，但他們説的“企業家”不過是一個計算器：給定目標和手段，按照“邊際收入等於邊際成本”的規則計算出最優投入和產量。制定這樣的決策不需要想象力，不需要機敏，不需要判斷力。但對真正的企業家來説，想象力、機敏和判斷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和林毅夫有關產業政策的爭論，與我們對企業家精神的不同理解有關。

我應該為新古典經濟學説句公道話。儘管新古典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容易誤導我們對真實市場的理解，但仍然是一個有用的分析工具。特別是，上世紀70年代公共選擇學派用新古典經濟學範式發展出來的政府失靈理論，在一定程度上矯正了市場失敗理論的謬誤，從而使得市場失靈不再構成政府幹預經濟的充足理由。

林毅夫一方面對市場失靈濃墨重彩，另一方面，對政府失靈輕描淡寫。在他的理論裏，政府官員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人!他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政府官員比企業家更有能力和激勵判斷未來。

我為什麼反對產業政策

我對產業政策的關注由來已久。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產業政策很受一些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代表團對日本做了為期半個月的訪問，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國內流行的觀點至少有兩點不切實際之處：一是對日本產業政策的作用估計過高;二是對其作用的方式估計錯誤。日本早期的產業政策之所以沒有產生災難性的後果，是因為錯誤的產業政策總會受到企業家的抵制。汽車產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如果沒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沒有日本汽車產業的今天。

儘管許多早期的研究把日本的產業政策塑造為成功的典範，90年代之後有大量關日本產業政策更為詳盡的研究，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日本產業政策總體上講是失敗的。邁克爾·波特等人用翔實資料證明：在日本最成功的20個產業，基本沒有產業政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敗的7個產業，都受產業政策的嚴重影響。80年代之後，日本產業政策的失誤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計算機的研發、模擬技術、移動通訊等方面，都被產業政策帶入歧途。通產省神話由此破滅。

改革前中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改革後，產業政策代替了計劃指標，是穿着馬甲的計劃經濟。正如劉鶴和楊偉民在《中國產業政策：理論與實踐》一書的序言中講到的：“計劃就是產業政策，產業政策就是計劃，二者都體現了政府對經濟生活、資源配置的干預。”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產業政策失敗的例子比比皆是，成功的例子鳳毛麟角，這一點連林毅夫本人也不否認。中國經濟持續存在的結構失調、產能過剩，哪一個不是政府產業政策主導的結果?

我一直試圖從理論上尋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我發現，產業政策失敗的原因和計劃經濟失敗的原因完全一樣。概言之，產業政策之所以失敗，一是由於人類認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為激勵機制扭曲。更通俗地講，一是由於人的無知，二是由於人的無恥。認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勵機制更根本。

先講認知能力的限制。擁護產業政策的人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技術進步和新產業是可以預見的，因而是可以計劃的。這個假設是完全錯誤。新產業總是來自創新，歷史證明：創新和新產業是不可預見的，這是因為：創新過程充滿了一系列的不確定性，創新沒有統計規律可循。創新的不確定性使得我們沒有辦法預見求索的結果並預先制定一條通往特定目標的路徑;我們既不知道目標在哪裏，也不知道道理在哪裏，只能在不斷的修正錯誤中前行。人們對創新和產業發展的分析都是“事後諸葛亮”。如果能提前預測創新，那它就不是創新了!30年前沒有人預見到今天的主導產業(互聯網、新能源、生物製藥等)，今天也預測不了30年後的事情。

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實現創新的唯一途徑是經濟試驗的自由，即哈耶克講的具有不同知識和不同見解的“眾人的獨立努力”，而不是將自己鎖定在預定的路徑上。

這就是分散化決策優點：每個企業家按照自己的警覺、想象力、判斷決定做什麼、不做什麼;市場競爭決定成敗：成功的創新帶來利潤，不斷得到複製和擴散，成為新的增長點;失敗的試驗停止。

產業政策是集中化決策，意味着將社會資源集中投入到政府選定的目標，這是一種豪賭!成功的可能性很小，失敗的代價巨大。如果每個人有90%的可能性犯錯誤，10個人分別決策的話，同時犯錯誤的概率只有34.9%，至少一個人成功的概率是65.1%，只要有一個人成功了社會就有了這個產品。相反，如果集中做一個決策，成功的概率就只有10%。

還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政府官員並不具有企業家的警覺性和判斷力;即使有，也沒有企業家那樣的激勵。專家也沒有能力制定產業政策。專家不是企業家，他們也許有創新所必須的硬知識，但並沒有創新所必須的軟知識。靠企業家制定產業政策也不可能成功，因為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指路燈，對經濟發展產生重要影響的創新通常來自名不見經傳的創業者，而不是功成名就的商界領袖。許多輝煌的企業破產了，就是因為新的、更具創新力的企業家的破壞性創新。

讓我引用江小涓上世紀90年代的一項研究説明一下專家決策的問題。上世紀80 年代初期, 鑑於當時電風扇生產“ 一哄而上” 的局面, 機電部約請了若干國內有名的生產技術、市場分析和經濟管理方面的專家, 商討對策。在大量調研和分析的基礎上, 專家們認為, 中國電風扇行業的年生產能力在今後若干年保持在1000萬台左右為宜, 主張選擇若干實力雄厚的企業“定點”生產。主管部門據此制定了相應的政策。然而實踐證明, 專家們的預測與實際狀況有很大差距, 電風扇的市場容量和生產規模不斷迅速擴張, 80年代國中期的實際產銷量與預測就有1倍以上的差異;到80年代後期, 電風扇的年產量和銷售量均達到5000萬台左右, 僅出口就達1000萬台。在數年激烈競爭優勝劣汰的過程中, 電風扇行業的組織結構也趨於合理, 生產集中於幾個名牌企業集團, 但並不是原來設想的佈局模式。江小涓總結説，這種使用了“科學”的程序與方法，卻沒有得到“ 科學結論” 的情形, 在許多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中都出現過。(江小涓《經濟研究》1993年)

説到電風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講過的他自己的故事。當年回國時他用配額買了4台電風扇，全家每人一台，因為當時根本想不到以後能用上空調。

管理大師克萊頓·克里斯坦森説：“當我們看到專家對新興市場未來發展規模的預測時，我們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他們的預測都是錯的。”(《創新者的窘境》第XXII頁)

接下來講一下產業政策失敗的第二個原因，即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通過對不同產業、不同企業在市場準入、税收和補貼、融資和信貸、土地優惠、進出口許可等方面的區別對待，創造出權力租金，這必然導致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從實際看，無論是產業政策的制定過程，還是產業政策的執行過程，都充滿了一系列的尋租活動。一項特定產業政策的出台，與其説是科學和認知的結果，不如説是利益博弈的結果。結果是，得到政策扶植的企業家通常並不是真正的創新企業家，而是套利者和尋租者。新能源汽車騙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不難理解，大筆從政府拿錢的企業並沒有做出像樣的創新來!

創新的不可預見性意味着產業政策一定會出現失誤。但政府官員和專家們一般不願承認自己的錯誤，因為錯誤會暴露自己的無知;掩蓋錯誤的一個辦法是對失敗的項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結果是，錯誤一個接着一個!自由市場上的企業家沒有辦法掩蓋自己的錯誤，他們也沒有權力阻止別人證明自己錯了!

讓我以電信業為例説明這一點。3G通訊有三個國際標準，分別是CDMA2000、WCDMA和TD-CDMA，在TD-SCDMA作為3G標準上馬之前，三大電信運營商的老總和兩任信息產業部部長吳基傳和王旭東都反對，因為TD在技術上根本不成熟。應該説，他們的判斷是正確的。但2006年十幾個院士聯名來上書最高領導，最高領導拍板，中國移動被要求採用TD標準。在TD成為“創新型國家”樣板後，所有的反對意見一律封殺，直到2014年，《財新》才發表“TD式創新”一組文章，開始揭露真相。掩蓋TD決策錯誤的辦法是加快上4G，其實中國電信的CDMA2000和聯通WCDMA剛剛投入使用，遠沒有飽和，根本不需要馬上替換成4G。因為錯上TD和過早淘汰3G浪費了數千上萬億元資金，但不會有人對此承擔責任。

概而言之，由於人類認知的侷限和激勵機制的扭曲，產業政策註定會失敗。事實上，產業政策只會阻礙創新，因為產業政策會誤導企業家，使他們將資源投入不該投入的領域和不該投入的項目。中國光伏產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日本企業在模擬技術上的投入也是一個例子。企業家如果跟着政府的產業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創新。為了創新，中國企業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競爭的法治環境，而不是產業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張廢除任何形式的產業政策。政府不應該給任何產業、任何企業吃偏飯!

林毅夫等人認為，儘管許多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政府不能制定正確的產業政策;關鍵不是要不要產業政策，而是制定什麼樣的產業政策。這種觀點很類似上世紀80年代有人捍衞計劃經濟的觀點：不是計劃經濟本身不好，而是我們沒有把計劃經濟搞好!只要尊重價值規律、尊重科學，計劃經濟是可以搞好的。我希望我有關產業政策失敗的兩個原因已經證明，林毅夫等人所希望的“正確的產業政策”，過去沒有過，現在沒有，今後也不會有。

儘管如此，還是有必要就政府官員的激勵機制再講幾句。

林毅夫似乎認為，政府官員的尋租行為是可以通過激勵機制的設計解決的。這種認識如果説不是過於天真，也是對激勵理論的誤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