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網絡技術的介紹

一、技術與人性的展現

1945年秋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第一次讀到薩特的《存在與虛無》，薩特的哲學敍事方法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尤其欣賞薩特對滑雪所做的哲學思考：對山坡的陡緩程度的體驗，取決於你是用適合緩坡的挪威方法，還是用適合陡坡的法國方法滑雪，因所用方法不同，同一山坡時而顯得陡峭，時而顯得平緩[i]。薩特對滑雪的思考正視了這樣一個事實：技術從根本上規定了人對世界的感知，即技術框定了人的視界，已經滲透入我們的生活空間之中。

關於技術的緣起有許多古老的神話。在哲人柏拉圖講述的愛比米修斯造人的故事中，技術與人的起源幾乎是同時的：在造物主創制生命的最後階段，造物主命令普羅米修斯和他的兄弟愛比米修斯替生物進行裝備，分別賦予種種特有的性質。愛比米修斯對普羅米修斯説：“讓我管分配，你管檢查吧。”普羅米修斯同意了。愛比米修斯一一作了安排：他給有些生物配上了強大的體力，而沒有給予敏捷，把敏捷配給了柔弱的生物；他給了有些生物武裝，為沒有武裝的生物設計了別的手段來保護自己……。可是由於他不夠聰明，竟忘記已經把可以分配的特質全都給了野獸，他走到人面前時，一點裝備都沒有了。普羅米修斯前來檢查分配的情況，正輪到人從地下出世的時刻即將來到。情急之下，普羅米修斯只好偷了赫菲斯特的用火技術和雅典娜的製造技術，同時還偷了天國的火種送給人。[ii]

這個故事似乎説明，諸神只把人造到一半就推他上路了，技術是一種補償，引入技術的目的是為了彌補愛比米修斯的失誤，是為了讓人憑藉技術謀求生存之道，實現自我“完善”。換言之，天賦不“完善”的人無力直接應對自然的挑戰，而不得不訴諸技術，將自己周遭的生活環境改造為一種人為的、技術化的世界。

然而，實際的情況可能恰好反過來：人的自然特性或動物性本來大抵“完善”，倒正是在無止境的創造衝動和技術旨趣驅使下，人們選擇了“未完成”這一開放式演進模式，而逐漸生疏了“已完善”的天賦，減少了對其自然特性的依賴。即人因為選擇了技術而成其為人，而具有與動物不同的生活方式。

由是觀之，技術本質上是一種開放式演進的旨趣，這種旨趣和意向使技術活動成為人的內在向度：技術既是人的自我創造、自我展現過程，也是使自然和人的創造物被再造、被展現的過程。簡言之，人建構了技術，技術反映了人的開放性的本質力量。

二、網絡空間中的生活

20年前，網絡空間(cyberspace)只是個生造的科幻概念，其話語前提乃十分技術化的控制論，前衞小説家試圖通過它展示一些類似於電子神經系統的反烏托邦情境。但此後不久，電腦信息網絡蓬勃興起，人們幾乎在一夜之間被拋入了一個全新的生活世界。儘管人們沿用了網絡空間這一隱喻描繪他們的新奇遭遇，以萬維網、虛擬實在為典範的新技術給世界帶來的卻是另一番生活化的景象：網際交往和虛擬生活。

網際交往是現實交往的延伸，其動力機制主要包括尋求注重內涵的交往、建構新的社會網絡、建立網際社會地位和形成網絡亞文化羣體諸方面。網際交往中引起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有二，一是網絡空間中的情感和愛慾，二是以網絡為中介的羣體行動。人們對前者的態度不無曖昧：一方面消費社會將情感和愛慾作為誘餌引誘人們不斷地追逐慾望的消費；另一方面，又將網絡中的情感與愛慾視為另類。而這更增加了網絡情感與愛慾的誘惑力。以網絡為中介的羣體行動包括公共參與、共同抵制等方面，事實表明，以網絡為中介的羣體行動，會在網絡之外產生現實性的後果，因而問題的關鍵在於，通過網絡，羣體的意願和力量如何顯現？這種顯現方式對於建設性和對抗性的羣體行動分別會導致何種效應？顯然，對於這種全新的社會羣體行為，我們很難從理論上加以抽象的定性，而應進一步由具體個案加以體悟。

在網絡空間中，身份的虛擬性和匿名性導致了多重自我現象，使得自我身份的認同遠較現實生活複雜，也使網絡交往具有與現實交往迥異的特徵。從本質上講，這種新現象源於現代人對交往的矛盾心態：一方面，人們希望與他人對話、交流、溝通，希望表白自我、理解他人並對他人產生影響；另一方面，人們又對對話、交流和溝通的可能性缺乏信心，十分懼怕他人的誤解、控制和傷害。當網絡這種非面對性的交往平台出現時，人們便表現出信任與懷疑、互助與爭鬥、贈予與索取、遊離與沉溺等相互交織的矛盾心態。

網絡空間被喻為電子的新邊疆，網絡空間中的生活形式堪稱虛擬生活。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的出現，強化了人們對遊牧部落式的虛擬生活的嚮往，並希圖以此擺脱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虛擬生活方式大致有兩種，一是建構某種角色化的通過旨趣和情感聯繫在一起的社羣部落，如亞文化羣體的“狂歡”即屬於此類。二是完全逃逸真實社會生活的“自娛自樂”。

虛擬生活凸顯感性、個體、遊離等後現代特徵，被形象地喻為“後現代遊牧部落”。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的確給予了人們諸多逃脱現實壓抑和規範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本質又是什麼呢？虛擬沉浸與網絡性愛是對感性的放縱還是意向和想象層面的解放？網際羣體抗議和共謀行動究竟是一種“能動者”的行為還是對現實責任的逃避？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在這種“自由”狀態下，人們究竟是一個“體驗者”、“參觀者”還是“流浪者”呢？沉浸於網際的“體驗者”們的生活狀態究竟是沉溺還是樂不思蜀呢？浮光掠影的“參觀者”能夠永遠與網絡保持若即若離嗎？在現實生活中喪失了理想和愛戀的網際的“流浪者”，終會找尋到生活信心和可以駐足的家園？

網際交往與虛擬生活已經或正在成為人們生活世界的一部分，鑑於非此即彼地將技術視為烏托邦或反烏托邦的侷限性，在自發的狂喜痴迷或懊悔詛咒之類的情緒化反應之後，需要的是更為深刻的反思。

三、建構論視角下的倫理關照

技術的演進和生活世界的開拓源於人性的開放性和未完成性，正是由於生活世界無止境地向前拓展和鋪陳，人性的深度得以從潛在狀況中顯現出來。網際交往與虛擬生活使人們面對各種全新的選擇，網絡空間因之成為一個開放的人性試驗室。如何剖析網絡空間這一全新的生活空間，進而反思其中的倫理衝突，並作出恰當的道德抉擇呢？視角的選取無疑是首要的問題。對於網絡空間這一技術化的生活空間的倫理關照應基於一種恰當的技術觀。

依據庸常的技術決定論，技術的發展完全由它的科學基礎所決定，技術必然隨科學的進步而不斷進步，人在技術發展中所能做的與其説是選擇，不如説是順應。在這種視角的籠罩下，耗資巨大、影響深遠的工程的論證權完全掌握在代表了技術的科學性和先進性的技術專家和技術官僚手中，公眾則完全喪失了話語權力。而公眾的經驗分明是，在許多日常技術的發佈廣告中，技術的先進性每每作為首選的説辭，但許多“領導新潮流”者竟不乏明日黃花。毋庸置疑，暗示技術價值中立的技術決定論，掩蓋了技術化的生活世界的真相，如此缺乏人文關懷的技術觀，很難生髮出對人的倫理關懷。

技術哲學與技術社會學的晚近研究表明，技術不是一種抽象的、與價值無涉的工具，而根植於特定的社會情境，技術的演替由羣體利益、文化選擇、價值取向和權力格局等社會價值因素決定。這種立場就是所謂的建構論（constructivism），又稱情境論(Contextualism)[iii]。建構論是一種與技術決定論迥異的立場，其最大差異在於，建構論力圖揭示藴涵於技術化的生活世界中的價值因素，力圖從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角度體現人在其中的作用。

由於建構論以利益相關羣體的互動來詮釋技術的發展過程，對技術的建構論分析也必然藴涵對此過程中倫理衝突的揭示。這種揭示既是社會學意義的微觀經驗分析，也是倫理學意味的描述性倫理研究[iv]。儘管描述性倫理研究是與規範性倫理研究並立的倫理研究進路，但在至少在中國倫理學界未受到重視。如果説規範倫理學更注重規則（或普遍、或權威、或超越），尋求的是秩序和穩定的話，描述倫理學則立足於現實倫理實踐，其主要旨趣不是像道學家那樣做道德裁判，而是發現具體的倫理髮生與作用機制。

傳統社會的相對穩定性使人們對倫理產生了一種錯覺：倫理規範生活。但實際上應該是先有生活，後有倫理（倫理規範），或者説倫理髮端於生活中的衝突和失序。在變動不居的現代生活世界中，真正能夠使人克服衝突和失序的既不是道學家制定的所謂倫理規範，亦非更抽象的倫理原則，甚或不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的普世黃金律，而是人性深處對道德和倫理精神的切身感悟，是人在生活情境中的權衡和抉擇。換言之，現代社會的倫理是利益相關羣體在特定生活衝突的逼迫下不斷反省，不斷磋商的結果，是一種實踐的明智。基於這一至今仍為人們所忽視的事實，建構論的分析令我們看到，在加速變遷的技術化的生活世界中，倫理機制內在於具體的生活實踐。

四、兼顧虛實的倫理考量

在建構論的視角下，我們可以從技術與社會互動的角度理解網絡空間的形成和演進。從歷史的脈絡來看，網絡空間是一種政治－經濟體制宰制下的知識權力結構。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是幾個世紀以來社會生活信息化的結果，其動力源自以資本和知識為主導的社會權力結構對更有效的市場控制的需求，它向人們昭示着信息完備的“無摩擦經濟”和“一對一營銷”等“虛擬資本主義”願景。對網絡空間的建構過程的分析不僅廓清了技術發展的脈絡，也是對其中的價值倫理問題的揭示：網絡化、數字化的“虛擬資本主義”的確會帶來節省資源和消費個性化等具有解放性的一面；但與此同時，由於網絡化和數字化優先考量資本－知識等權力階層的市場利益，所謂世界的信息化往往忽視或損害非權力核心羣體的權利，這就是哲學家們常説的異化或非人化。鑑於網際交往和虛擬生活從一開始就被納入了大眾生產－消費文化之列，網絡空間不可能完全擺脱社會現實政治－經濟體制的制約。因此，網絡空間的倫理考量，首先是尋求一種能夠聯結虛實兩界的倫理紐帶。

本文認為，這一紐帶應該是利益相關人的信息權利。簡言之，由於潛在的知識權力結構左右着顯見的信息權利分配，我們應該在正視這一現實的前提下，以信息權利制約網絡（知識）權力結構，並以此為指導思想，建構合理實現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原則和倫理協調機制。

網絡知識權力結構的要素有三：技術螺旋、市場螺旋和相關利益羣體。

技術螺旋是網絡權力結構的動態模式之一，也是一種十分微妙的循環反饋機制。其技術實現機制是信息過載與技術進步的相互促進。其實質與網絡知識權力結構中的精英對利益的追逐密切相關，但同時由於共生性關係的存在，技術螺旋也是一種解放力量。

網絡權力結構的市場螺旋是指，當網絡成為基本的市場經濟基礎架構時，網絡效應會引起需求方規模經濟和正反饋。從表面上看，它説明，網絡的價值不僅僅由網絡權力精英決定，還需要通過廣大網民的充分參與才能體現出來。但在網絡成為市場的基礎結構的過程中，網絡權力精英對廣大網民的控制是一種無法消除的事實，網民對權力的分享是以接受這種不平等的事實為前提的。

網絡內外的相關利益羣體或利害關係人，包括網絡用户，網絡服務商（ISP等）、網絡信息設備製造商和網絡信息軟件服務商，利用網絡確立業務流程的公司，非盈利性的社會事業機構，媒體，網絡行業組織和管理機構，關注網絡發展的社會羣體，國家和各級政府等。

在網絡知識權力結構分析的基礎上，我們可進一步對網絡信息權利分配進行倫理反思。

其三， 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協調。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協調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以基於倫理精神的產生式的權力不斷與網絡權力結構中的`等級式權力相較量的過程，網絡權力結構下的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協調機制是一種微觀生活政治的展開。因此，網絡信息權利的倫理協調機制是在各個具體的微觀情境中展開的，並奉行中庸之道。

五、走向虛擬生活的倫理架構

建構論並不滿足於從政治－經濟體制宰制下的知識權力結構詮釋網絡空間，進而從人（主體性）的旨趣和共同體（交互主體性）文化層面“進入”網絡空間和虛擬生活內部反思其倫理架構。由此，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可以視為人們在的慾念驅使下形成的一種向內爆發的空間。

於是，我們從人（主體性和交互主體性）的角度展開了對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本質的討論：一方面，人們的興趣、意念和慾望在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中得以縱橫馳騁，物理空間和物理現實在一定程度上被突越；另一方面，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如同無形平台，使人的交往活動超越了面對面在場的限制。因此，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不應該被簡單地理解為符號化信息的容器，而應視為獨立於物理空間的意象、精神和文化的空間。換言之，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之中流動的信息不僅僅是一種可操作和處理的無意義的數據，而是表徵具有價值意涵的意象、精神和文化觀念的符號。這些符號固然與物質和物理空間等“原型”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但它們一旦進入網絡空間和虛擬實在之後，就具有了虛擬“原型”的作用，即不僅可以由意象、精神和文化本身產生新的意象、精神和文化觀念，而且還能夠由意象、精神和文化觀念生髮出虛擬的身份、人格、交往活動甚至生活場景。這對哲學家們幾千年來爭論不休的“實體”和“實在”的概念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如果人們可以“經歷”他們的意象所衍生的生活，人的意象之類的實體是否也具有某種“實在性”？人們不得不重新思考的是：“實在”一定是與人無關的存在嗎？無疑，構成網絡空間與虛擬實在的符號的創造和解讀都是人的傑作，難道它們不是某種“實在”？

網絡社羣的自治倫理

與真實生活一樣，倫理是由生活實踐啟發的。虛擬生活的倫理源於網絡社羣的成員體悟到失序之際，由倫理直覺感悟出的違反倫理的事件導致了倫理機制的形成。

鑑於網絡社羣是一種由各異的旨趣決定的區位化的社羣，網絡社羣的倫理建構應該是建立在羣體共識基礎上的微觀倫理建構，而不是整體的宏觀倫理建構。鑑於網絡社羣是鬆散的“聯合體”，其生活形式也不如真實生活那麼嚴肅，不可能以真實生活中的固定規範來建構其倫理體系，其倫理建構的依據是人們在特定的倫理衝突中的倫理直覺，其基本模式是一種開放性的自治倫理：初始共識→社羣原始規則→特定衝突→新共識→新倫理規則。

網絡社羣實現和諧的關鍵環節是建立一種能夠為網民所接受的倫理─權力機制，使網絡社羣的和諧得到某種制度性的保障。這一機制包括倫理指南機制、倫理商談機制和倫理執行機制。此機制最大挑戰是網絡社羣成員的社羣認同感和參與意識，這涉及到上述機制的合法性（legitimacy）、透明性（transparency）、責任（accountability）、迴應（responsiveness）和效率（effectiveness）等5個方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