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賢阮籍的故事

阮籍與嵇康為竹林七賢的代表人物，但不同於嵇康的情感外放、激烈的反社會性，甚至面臨殺身之禍時，還不願意向當權者低頭。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阮籍的故事吧!

魏晉亂世，詩作甚多。其中，能以詩文加以隱晦的手法，抒發對朝政不滿的，當推“竹林七賢”。而“竹林七賢”中又以阮籍、嵇康二人成就最高。二人各有所長。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指出“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可見二者作品的思想不謀而合。不過嵇康工於文論，而阮籍善於詩作。尤其在五言詩方面，更是成為絕響。

阮籍字嗣宗，生於公元201年，卒於公元263年。因其羨慕步兵營廚之美酒，曾一度作為步兵校尉。故後世稱其為阮步兵。其父阮瑀為“建安七子”之一。但阮籍卻無意繼承父業，其主因可能是父親早逝，對其影響甚少。這也使他在文學創作上獨樹一幟，為日後其詩的風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他早期崇尚儒學，中期傾向於儒道綜合，強調自然與名教的統一，試圖設計一個“天人合一”的理想政治方案。但這一切都因司馬氏與曹氏兩大集團展開殊死的權利之爭，大批名士為此走上斷頭台而歸於破滅。於是他毅然選擇了自我意識自身，在主觀領域設計一個理想的精神自由的世界。但是，“它們並未從心靈之中銷聲匿跡，因為沒有任何曾經被人感受過的經歷會終止其存在的，只不過它們被貯藏在榮格稱之為個體無意識的存在之中”。所以，這使他的詩作也多了憤世嫉俗與不拘禮法諸內容。

關於阮籍的一生，自然是在極度壓抑與苦悶中徘徊的一生。如同鍾嶸所言“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這集中反映在他的《詠懷》八十二首上。觀其作品，不難發現，在失志之間，其內心仍隱藏着憤世嫉俗的內容，比如《詠懷》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何所見，憂思獨傷心。

詩中難以剋制作者的幽憤與苦悶心情，但在表現上卻又相當隱晦。何焯曰：“籍之憂思所謂有甚於生者，注家何足於知之。”蔣師爚曰：“案此刺善箋憂生之嗟也。徘徊風月間，號者自哀，鳴者自樂，憂思者以何自見乎。以琴見焉，彈畢而無可見矣。心以是傷，懷以是詠也。”可見，由於時代的束縛，使其無法公開抒發對現實的失望與不滿，無法排遣內心的.鬱悶，從而詩作表現出極度的悲涼、幽憤色彩。“而此時，徘徊猶豫不決已成為他政治態度的基本特點”。

於是，之後的阮籍，也許更縱情於醉酒，企圖以醉酒的方式來回避現實，也藉此來衝擊禮法的約束。“阮籍嗜酒任誕，不顧時俗禮法。或母喪飲酒食肉不輟，或醉後橫眠鄰家婦側，或與羣豬共飲。”但這種消極避世的方式在抒發對統治者的不滿時又顯得蒼白無力，正如李白在《宣州謝眺樓餞別校書叔雲》中所云：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而我認為阮籍更像羅隱所云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這樣，諸多因素構築了其矛盾的情感世界。

《晉書·阮籍傳》所言：“文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可見，阮籍當時的醉酒反抗是何等無力。不過，這倒使他後來逃離了嵇康、呂安式的命運，暫且保住了性命，也使他晚期的作品更加隱晦難懂。而究其主旨，應該大類於憤世嫉俗、慨歎不得志以及反對禮法等。一方面，阮籍憎恨所謂的名教，“名教已成為司馬氏排除異己的有效名義。”如其在《大人先生傳》中所述：“往者，天嘗在下，地嘗在上。反覆顛倒，未之安固，焉得不失度式而常之?天因地動，山陷川起，雲散震動，六合失理，汝又焉得擇地而行，趨步商羽?”阮籍認為“士君子”所崇尚的名教社會，似乎是個“吉宅”，即安全之地，實際上在現實世界充滿着危險和佈滿了陷阱，這就如同“蟣蝨處於人的褲襠，自以為得計，但一把火可把一切燒得乾乾淨淨”。另一方面，他身處亂世，又表現對禮法的強烈不滿。這也許還是一種針對現實而採取的消極的反抗。《晉書·阮籍傳》言：“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悦，乃見青眼。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於是，什麼禮法，在他眼裏都已灰飛煙滅了。而所謂的“竹林之遊”，也大同小異。主要是“七賢”集中起來，飲酒賦詩，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大膽地表現出反對禮法。如《世説新語·任誕》的描述“七人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飲暢。故世謂‘竹林七賢’”。由此可知，“七賢”個個好酒，但他們飲的卻是苦酒。因為誰也無法排遣心中的幽憤，只好借酒澆愁。俗語曰：一醉解千愁。可能這樣才能平慰心靈、麻醉自我吧。

不過，“竹林七賢”以飲酒抗禮法想必由來非一朝。據《世説新語·德行》注引王隱《晉書》載：“謂貴放子弟阮瞻之徒，去巾幘、脱衣服、露醜行、同野獸，不修名行也。”而關於這一點，魯迅亦有所涉及：“他們的態度，大抵是飲酒時衣服不穿，帽也不帶。若在平時有這種狀態，我們就説無禮，但他們就不同。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於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可見其不拘禮法的地步非常人能想象的。因為在當時不拘禮法所承受的外在阻力是非常大的。

就這樣，阮籍用醉酒來消極避世的方式也近乎破產。因此，他只好轉為潛心學習老莊思想，似乎是要做到“任逍遙”的境界。但他豈能真正從此不諳世事嗎?不可能。他的徘徊不定、猶豫不決的性格決定了他必定要躲在某個角落，窺視那個時代，從而抒發自己的幽憤。這也可以説是他前期不拘禮法與憤世嫉俗的繼續和延伸。他曾經以其獨特的方式排遣內心的鬱悶。據《晉書·阮籍傳》載“兵家有女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又“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返)。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歎，於是賦《豪傑詩》。”歎也好，哭也罷，無不是真情流露的結果。難怪當時的禮法之士斥之為：棄聖背賢、違禮違法，是狂狷之徒。

縱觀阮籍之著作，從《詠懷》八十二首到《大人先生傳》，從《樂論》到《通易論》，無不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憂思，瀉之於詩的深文隱曲。於是，日學者吉川幸次郎在《中國詩史》中稱其作品為“中國古詩格調最高之作”。

時代的約束壓制不了“叛逆精靈”的反抗，正如魯迅在《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的關係》中指出：“然而後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扎説：‘中國之君子，明於理而陋於知人心’，這是確的，大凡明於禮義，就一定陋於知人心的，所以古代許多人受了很大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説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個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而阮籍，卻將禮教反抗到底，實為真正的時代之叛逆。

都説一定時代的文化反映一定的時代政治特點，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阮籍的憤世嫉俗、不拘禮法的作品風格的形成也不例外。可以説正是魏晉亂世促成了其作品的特立獨行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