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論我國曆史上影響人口的文化文學論文參考

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根據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截至2000年11月1日全國總人口數已近13億，詳細內容請看下文淺論我國曆史上影響人口的文化。

在這個基數上每年淨增約1000萬，當時的世界人口約60億，平均每4.6人中就有一箇中國人，這是一個驚人的現象。中國的人口優勢並不是在18世紀以後才形成的，美國人類學家馬文·哈里斯根據金斯利·戴維斯等人的測算，他在《文化的起源》裏説：“從國家首次出現到基督教開啟的四千年中，世界人口從8700萬上升到22500萬，新人口的總數中近五分之四的人在羅馬帝國、中國漢朝和印度古普塔帝國的疆域中生活。”據歷代官修史書記載，18世紀以前我國古代人口最盛時達到6000餘萬，其間在長期戰亂之後，人口有時損耗到1000餘萬，但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很快就恢復到了戰前的水平。由於户口隱匿、虛報和人口流亡、疆域變動，這些數字的可靠性在立志復原人口數量的人口史學家那裏曾產生過極大的懷疑，但是如果由此説中國在世界上長期保持了人口大國的地位，應該是沒有爭議的。如何理解如此旺盛的生殖力?在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人口史研究中影響人口的很多因素已被揭示了出來，其中自然因素如人口自然增長率、水旱蝗災、瘟疫疾病，社會因素如物質生產方式、社會生產力水平、國家人口政策、賦税徭役制度、婚姻習俗、財產繼承製度、養老、宗教信仰、性別比例、戰爭等等，閲讀這些文獻時我們發現這項研究存在兩個傾向性問題，在思想方法上由於接受了某些現成的理論其中包含了太多的先驗之見，在材料分析上由於對中國文化缺乏系統的理解顯得雜亂無章。請先從思想方法説起。

關於人口增長的決定因素至今最流行的解釋是生產力理論，如楊寬談到戰國人口狀況時説：“由於生產力的提高，生產的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人口逐漸增加。”路遇、滕澤之也説“戰國時期鐵器和牛耕被應用於農業生產，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促進了人口的發展。”王育民説：“戰國時期完成了奴隸制向封建制的過渡，由於生產力水平的提高，人口急速上升，出現了中國人口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飛躍，人口增至二千萬。”持這種歷史觀的學者似乎認為只有在社會準備好充足的生活資料時，新增長人口才能降生。人口與生產力孰為因，孰為果也許並不如此簡單，更為常見的是當社會財富應付不了人口壓力時，開闢新的生產力才成為必要。在地廣人稀的條件下，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首先是遷徙。馬克思曾説：“部落人口的增長使他們彼此削減生產所必需的地盤，因此過剩人口就不得不進行那種為古代和現代歐洲各民族形成奠定基礎的、充滿危險的大遷徙。”他的.論斷是有歷史依據的，馬基雅維裏《佛羅倫薩史》開篇寫道：“居住在萊茵河和多瑙河北岸一帶地方的居民，由於那個地區既富饒又有利健康，從而繁殖很快，常常因為人口太多，一部分人被迫遷離鄉土到別處尋求居住之地。每當一個地區不得不解除人口過多的負擔時，往往採取如下辦法：把全部人口分成三部分，每部分當中的貴族、富人和窮人的數目都相同，然後抽籤，抽到籤的那三分之一人口，就要尋找新的居住地區，其餘三分之二留下佔據原有鄉土。”法國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在訪問巴西印第安人的民族誌裏也説波洛洛人雖然過定居生活，但“實際上存在的村落難得在同一地點存在三十年以上，因為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在那段時間內就變得貧瘠”。南比克瓦拉族擁有“一塊麪積象整個法國那麼大的地方，其中四分之三未被人探險過，只有一小羣土着在裏面遷移不定。”我國夏、商、週三代先民往來遷移、不常厥居的情形與此大致相同。人類的生活習慣是很難改變的，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如無處可遷時才肯採用新的謀生手段。這時他們面臨的選擇一是改變生產方式，由狩獵採集或畜牧轉變為農耕，二是實行強化生產，由園圃農業轉變為集約農業。據我的理解，我國先秦時代的經濟模式也經歷了一個狩獵、採集、畜牧規模不斷縮小，農業成為主導產業的漫長過程，而戰國生產力提高的第一推動力仍然是人口的增長。陳獨秀在批判馬爾薩斯人口論時很早就説過“人類底人口遞增固然是事實，食物隨着遞增也不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