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劉備人物形象分析

《三國演義》（以下簡稱《演義》）是一部以歷史題材為主的古典小説，對於劉備形象在藝術創造上的成敗得失，人們有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劉備形象雖然存在着如魯迅所指出的缺點，“但仍然不失為一個有血有肉的藝術形象”，是一個“明主”典型；有人乾脆否定了魯迅先生的意見，認為作者羅貫中還寫了劉備的梟雄行徑，作者寫劉備虛偽是有意為之，魯迅所批評的，“恐怕不應該算作作品的缺點，而是它的現實主義的表現”。到底應該如何評價劉備形象的藝術價值，本文想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一、寬仁愛民，敬賢愛士

作品多方表現了劉備的寬仁愛民，深得人心。《演義》第一回，寫劉關張桃園結義，其誓詞便赫然標出“上報國家，下安黎庶”八個大字。這既是他們的政治目標，又是他們高高舉起的一面道德旗幟。從此,寬仁愛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劉備區別於其他政治集團領袖的顯著標志。他第一次擔任官職做安喜縣尉時，便“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督郵索賄不成，欲陷害他，百姓紛紛為之苦告(第二回)。此後他任平原相，已被譽為“仁義素著，能救人危急”(第十一回)。陶謙臨終，以徐州相讓，劉備固辭，徐州百姓在府前哭拜曰：“劉使君若不領此州，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曹操擒殺呂布，離開徐州時，“百姓焚香遮道，請留劉使君為牧”(第二十回)。這表明他佔據徐州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已深得民心。在他又一次遭到嚴重挫折，不得不到荊州投奔劉表，受命屯駐新野時，他仍以安民為務，因此“軍民皆喜，政治一新”(第三十四回)。新野百姓欣然謳歌道：“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三十五回) 從建安六年(201)到十三年(208)，劉備寄居新野達七年之久。在他輾轉奔走的前半生中，這算是時間最長、相對安定的一個時期。在此期間，劉備對自己的政治生涯進行了認真的反思，並接受“水鏡先生”司馬徽的批評，一面把人才置於戰略的高度，努力求賢；一面更加重視爭取民心，為重新崛起準備條件。當曹操親率大軍南征荊州、劉琮不戰而降之時，劉備被-迫向襄陽撤退，新野、樊城“兩縣之民，齊聲大呼曰：‘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即日號泣而行”。

到了襄陽城外，劉琮閉門不納，蔡瑁、張允還下令放箭。魏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大叫：“劉皇叔快領兵入城，共殺賣國之賊！”劉備見魏延與文聘在城邊混戰，便道：“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願入襄陽。”於是“引着百姓，盡離襄陽大路，望江陵而走。襄陽城中百姓，多有乘亂逃出城來，跟玄德而去”(第四十一回)。就這樣，在建安十三年秋天的江漢大地上，劉備帶領十餘萬軍民，扶老攜幼，含辛茹苦，上演了“攜民南行”的悲壯一幕。如此撤退，顯然有違於“兵貴神速”的軍事原則，對保存實力、擺脱曹軍追擊十分不利。故眾將皆曰：“今擁民眾數萬，日行十餘里，似此幾時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敵？不如暫棄百姓，先行為上。”劉備明知此言有理，卻泣而拒之曰：“舉大事者必以人為本。今人歸我，奈何棄之？”這一仗，劉備在軍事上一敗塗地，而在道義上卻贏得了極大的勝利。這種生死關頭的自覺選擇，在《演義》寫到的各個政治軍事集團領袖中是獨一無二的，決非一般亂世英雄的惺惺作態所能比擬。從此，劉備的“仁德愛民”更加深入人心，併成為他迥別於其他創業之君的最大的政治優勢。

作品竭力渲染了劉備的敬賢愛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對徐庶、諸葛亮、趙雲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書記載，寫得十分生動感人。

歷史上的徐庶，歸屬劉備的時間不算長，除向劉備推薦諸葛亮外，在政治、軍事上發揮的作用也不算大。《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僅雲：“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曹公來徵先主在樊聞之，率其眾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而在《演義》中，劉備一見徐庶，便坦誠相待，拜為軍師，委以指揮全軍之責。在先後打敗呂曠兄弟、曹仁之後，劉備更視徐庶為天下奇才。而當徐庶得知母親被曹操囚禁，辭別劉備時，劉備雖然難以割捨，但為顧全其母-子之情，仍忍痛應允。分別的前夜，“二人相對而泣，坐以待旦。”次日一早，劉備又親送徐庶出城，置酒餞行；宴罷，仍“不忍相離，送了一程，又送一程。”直到徐庶騎馬遠去，劉備還立馬林畔，“凝淚而望”，甚至“欲盡伐此處樹林”，原因是“阻吾望徐元直之目也”(第三十六回)。這些描寫，儘管主要是為“走馬薦諸葛”和“三顧茅廬”作鋪墊，卻足以見出劉備求才之誠，愛才之深，頗具藝術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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