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士人巫化及其文學意義

從縱向看，在歷代許多士人身上都存在巫化現象，但目前學界對士人思想的研究多限於論述士人思想的正統性、理性、包容性及宗教意識，對士人思想中的巫文化成分關注不夠。事實上，巫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脈絡，它對古代政治和人們的日常生活有重要影響。它也是部分士人自身知識的構成部分，影響了士人的思想觀念，進而影響到士人的文學創作及中國傳統文學的題材、體裁和藝術風格。因此，從巫文化角度研究士人及其文學創作有一定意義。我們可以從巫文化視角對士人的思想及文學創作進行考述，以揭示巫文化對士人的影響，在還原歷代許多士人身上有巫文化傳承這一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分析此現象產生的緣由和它的文學意義，期望對文學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一點新思考。

一、士人巫化的表現

士人巫化是古代重要的文化現象，主要體現在三方面：在思想上，大部分士人對術士和巫術基本持肯定、贊同的態度;在實踐上，許多士人蔘與到巫術活動中，甚至成為巫術的實施者;在理論上，部分擅長巫術的士人著書立説，推動了巫術理論的進步，完善了巫術技法，擴大了巫術的影響。士人巫化現象是我們客觀、全面瞭解士人思想和生活的重要切入點。

首先，士人對術士和巫術多認可、讚美之辭，這是士人認同巫文化的體現。古代史書出自士人之手，從史書對術士和巫術的評價中，我們能看出士人對巫文化的態度。如《史記》卷一二七《日者列傳》雲：

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

《史記》對卜筮者極為讚賞，稱讚他們有禮、有德、有義，它認為，這些卜筮者上可教化民眾，下可救濟窮人。他們利國利民，是道德上的模範。又如《新唐書》卷二零四《方技傳》雲：

李淳風、甄權、許胤宗、張文仲嚴善思、杜生、張果、邢和璞師夜光、羅思遠、姜撫、桑道茂，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顯地一世，亦悟之天，非積習致然乃卓然有益於時者，茲可珍也。

歐陽修、宋祁、範鎮、呂夏卿等人是《新唐書》的主要編纂者。在這些士人看來，李淳風、甄權、許胤宗等術士都是天生異稟的奇人，他們精通巫術，是社會需要的人才，乃卓然有益於時者。卓然有益於時是一個很高的評價，它高度稱揚了李、甄、許等術士的社會價值。歐陽修操時代文柄，宋、範、呂三人也名動文壇，他們的觀點具有代表性，所以這個評價可看做是北宋士人對巫文化社會價值的普遍觀點。《漢書藝文志》《舊唐書方技傳》《明史方技傳》《清史稿方技傳》等史書中都有對各個朝代術士的記載和類似評價。從古代小説中也可看出士人對巫文化的態度，如《西塘集耆舊續聞》卷八有黃朝美論風鑑之語：

風鑑一事，乃昔人甄別人物，拔擢賢才之所急前世郭林宗、裴行儉又考器識以言臧否，餘亦粗知大概餘復思之，大凡相之所先，全在神氣與心術，更或豐厚，其福十全。

相術，古時亦稱風鑑。黃朝美認為，相術在古代社會有存在的價值，它可以幫助人們識別、選拔人才。他本人對相術也有研究。又如《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封神演義》中的姜子牙、《飛龍外傳》中的苗訓等人，精通巫術，心懷天下，能輔助明主定國安邦，是小説作者所塑造的時代風雲人物和國家忠良。可以説，他們是士人的化身，在他們身上體現出古代士人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人生理想。士人藉助小説人物寄託了他們的政治理想和對巫文化的積極態度。

當然，士人對少數以術幹利之徒提出了批評，但這不是他們對術士的主要態度。

其次，有的士人成為巫術活動的參與者或實施者，這直接體現了士人對巫文化的贊同態度。一方面，在古代政治中，士人常用巫術來決策、解疑，甚至把巫術作為施政手段。例如，《左傳晉楚城濮之戰》雲：晉侯夢與楚子博，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範曰：吉吾且柔之矣。在城濮之戰中，子範用夢佔來預測戰事。他認為晉侯之夢是戰爭勝利的吉兆，從而打消了晉侯的疑慮，晉國最終戰勝了楚國。又如韓愈為祈禳寫《祭鱷魚文》，用詛咒術來驅趕危害百姓的鱷魚。這體現了韓愈心繫百姓的愛民之心，也反映了古代官員用巫術來處理政務的事實。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中，士人常用巫術來決斷吉凶。如陸機《輓歌》雲：卜擇考休貞，嘉命鹹在茲。這句詩是古代士人用占卜來決斷墳地吉凶的表現，古人稱之為卜穴。又如《閲微草堂筆記》雲：

乾隆十九年，我參加殿試後，還沒有張榜，在董文格先生家裏，偶遇一位浙江人能測字。我寫一墨字。那人説：狀元不會屬於你了你要做庶吉士了。後來果真是這樣。

紀昀在筆記中講述了自己通過測字來卜問前程的往事。這種現象在古代很常見，如宋朝每逢科舉時，應試的舉人在考前考後求神問卜者不計其數。巫術是古代士人決斷吉凶的主要方法。再一方面，士人也用巫術來娛樂，李商隱《無題》雲：隔座送鈎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詩歌提到了射覆遊戲。射覆在古代酒宴中很常見，清俞敦培《酒令叢鈔》雲：愚按《東方朔傳》、《管輅傳》皆言射覆乃占驗之學，今精六壬術者，猶或能之。此遊戲一直延續到清代，是古代士人酒令文化的一部分。可見，巫術滲透到古代士人的政治、軍事、生活、娛樂中，士人成為巫術活動的主體之一。

再者，不少士人擅長巫術，他們為巫術理論和技法的發展做出了貢獻，提高了巫和巫文化的社會地位。如《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雲：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

董仲舒的治國方針充滿巫術色彩，藉助於天人感應的神學思想，行祈雨、止雨之術。他對中國祈雨、止雨術有突出貢獻，其《春秋繁露》一書對祈雨、止雨術的原理和技法有詳細的説明和介紹，堪稱祈雨、止雨教科書。又如《宋書》卷四二七《邵雍傳》雲：而非依仿象類、億則屢中者。邵雍博學多識，精通巫術，占卜億則屢中，其《皇極經世》是易學占卜的一大成果。《明史》卷一二八《劉基傳》雲：基博通經史，於書無不窺，尤精象緯之學。劉基博讀經史子集，精通象緯之學。可見，淵博的知識有助於他們精研巫術義理，完善巫術技法。王玉德對士人在巫文化方面的貢獻評價甚高，他在《中國社會史》中説道：

學究型的方士往往都出身於知識階層，他們最擅長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説，算命術的產生、變革和流傳，都離不開他們的創作和整理。他們研究命理或為人推命，往往都是兼職的，就其身分本質而言，大多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即封建知識分子事實上沒有封建士人的參與和創作，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我們所能見到的術數。

由此可知，古代的學究型術士，在本質上，他們屬於封建社會的士階層。淵博的知識和高深的學養有助於他們研究命理，探討方法，著書立説，從理論和技法上推動巫文化的進步，而這正是江湖術士不能夠完成的任務。因此，沒有知識分子的參與就沒有中國巫術理論和技法發展、完善，這是士人巫化最突出的表現。總之，士人深受巫文化浸染，在士人理性世界的背後還存在着一個非理性的巫文化世界。士人巫化現象雖不是所有士人的共同特徵，卻是相當一部分士人的重要特徵，不宜被忽視。

二、士人方士化探因

士人巫化有歷史傳承和現實需要兩個方面的因素。士源自巫，自身有巫的傳承。巫術在古代政治和日常生活中都極具實用性，對許多士人來説，巫術是重要的技能，士人有學習、掌握它的必要性。

首先，士人巫化是對其自身歷史承繼的體現。士源於巫，其演變經歷了由巫到王官再到諸子的過程。諸子從王官分化出來，成為巫的直接繼承者。從巫到士的演變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如《國語楚語下》的記載：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採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

此記載講述了古代官職的由來及演變。由此文可知，早期，巫、覡身兼數職;後來，從巫中分化出分管天地神民的五官，即所謂的王官。春秋戰國王官失其官守，官學下替，諸子蜂起，士階層產生。巫到王官，王官到諸子，先秦士階層由此產生。巫、王官和諸子在職能上是一脈傳承的。例如，墨家有信鬼神、重祭祀的傳統，講究宗祀嚴父，是以右鬼，是諸子中巫風最顯著的學派之一。《墨子迎敵祠》中詳細講解了城池防禦中的各種巫術，其中就包括祭祀青、赤、白、黑四色旗幟、各種神靈和望氣等巫術。陰陽家，或敬順杲天，或舍人事而任鬼神。其敬天事鬼，體現出明顯的巫風。《鬼谷子》主張養志法靈龜，靈龜通神，其殼用以占卜，養志法靈龜體現了縱橫家身上的占卜之風。可見，在先秦諸子身上體現出士階層特有的巫文化傳統，這是士人巫化的歷史淵源。

其次，巫術是士人進身、做官的技藝，需要士人去學習、掌握它。古代國家大事常決斷於巫術，巫術成為士人的進身之階。如《魏書》卷三五《崔浩傳》雲：

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説《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核天人之際，舉其綱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恆與軍國大謀，甚為寵密。崔浩出身北方高門，博覽經史，本為博士祭酒，以儒學立身;卻因擅長方術、多有應驗，被統治者寵愛，而參與機要。又如元代明確規定了以巫術取士的選官制度，憑藉巫術做官在士人中蔚然成風：元有中土，鉅公異人，身兼數器者，皆應期而出，相與立法創制，開物成務，以輔成大業，亦云盛哉。再如《明史》卷二九九《袁珙傳》中袁珙憑藉相術顯貴，官拜太常寺丞。歷代統治者中多迷信巫術之人，他們與擅長巫術的士人同氣相求，這為擅長巫術的士人進入仕途打開了方便之門。古代，巫術也是官員的工作技能：

古代的郡縣官吏每年要及時上報郡況縣情，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狀況，在可能發生旱災而耽誤農作物耕種和成長的情況下，要按照指令和規定祈雨。

古代農業嚴重依賴自然條件，其中降雨情況對農業生產有決定性意義。在發生旱澇災害時，祈雨、止雨成為地方官員的職責。如董仲舒、朱熹、張養浩等人為官時都曾親自乞雨。古代，士人也將巫術運用到戰爭中，擅長方術是古代將領軍事才能的體現。如被譽為中興之臣的曾國藩，常用方術來指導作戰：夜占卦問左軍利鈍，卦象不吉，焦灼之至。三更又專人去左處，囑其不可分支。⑨曾國藩夜佔軍事，占卜結果顯示左軍不利，竟連夜派人去調整軍事部署。綜上所述，巫術是士大夫處理軍國之事的一種本領，士人有學習、掌握它的必要性。

再者，巫術既是士人的生活技能，又是他們的娛樂方式。如古代婚禮中的納吉，《禮記昏義》：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這是卜婚。又如卜居，杜甫《卜居》雲：浣花流水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詩歌寫作者卜居浣花溪的生活。士人常通過占卜選擇居住地，白居易、高翥、蘇軾、朱熹等人都有寫卜居的詩歌。再如上文所舉的射覆遊戲，它是古代士人宴飲時集表演性、趣味性與學術性於一體的娛樂。在古代，方術有生活化、娛樂化的特點。

總之，在歷史因素之外，政治和日常生活的需要是士人巫化的現實緣由。巫術對士人的重要性和士人的方術實踐應成為士人研究中的一個重點，但目前，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學史對此不夠關注。

三、士人巫化對文學的影響

士人巫化影響了他們的文學創作，術士和巫術成為史書和小説的重要內容，這增強了史書的文學性，促進了小説的產生和發展，提升了他們的文化意義。同時，巫文化也改變了士人的觀念模式，拓展了士人的想象，這對文學觀念和文學創作有深遠影響。

首先，士人巫化增強了史傳散文的文學性，也為小説提供了素材。術士傳記作為歷代史書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史書增添了神奇、浪漫的色彩。其中一些傳記被小説採納，為小説提供了素材。史書敍事向來強調真實性，但其術士傳記卻與此相反，奇人怪事充斥其中，這在史書重真的特點外又形成了尚奇的風格。如《後漢書》卷八二《方術列傳下左慈傳》雲：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為羝，並屈前膝人立，雲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史書中的左慈精通巫術，神祕莫測，他能穿牆隱遁、盤中得魚、變形易貌。史書對左慈的記載頗具神話色彩，奇異而浪漫;與其説這是一篇史書傳記，不如説它是一篇奇譎的小説。再如《三國志》卷六三《吳書吳範劉惇趙達傳》雲：

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姜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姜

吳主命人做魚而無蜀姜，介象畫符，藏符於竹杖，讓人閉目騎杖、前往蜀市買姜。買姜人閉目騎竹，片刻已到千里之外的成都。介象使用的巫術為神行術。史書中這種騎竹杖飛行的神行術，富有想象力，極具文學浪漫情調。史書中的此類傳記以其奇譎的風格增強了史書的奇幻感和趣味性。此類傳記也成為後世小説創作的重要素材，左慈和介象就成為仙道小説《神仙傳》、《仙苑編珠》等中的仙人，小説的內容、情節與史傳基本一致。有的史傳直接將術士塑造成神仙，這完全是小説家的筆法，如《晉書》對葛洪的記載：

時年八十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屍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雲。⑩

《晉書》中葛洪尸解得仙，屍體柔軟，輕如空衣。這與仙道小説中慣用的蛇蜕蟬飛、尸解成仙手法一致。在後世小説中，空衣尸解成為對葛洪成仙的.經典描述。中國古代小説中許多人物及其故事都取材於史書中的術士傳記，如《女仙外史》中的姚廣孝、袁珙。

其次，士人巫化促進了小説的產生與發展。秦漢六朝巫風瀰漫，士人頗受薰染，這對小説的產生與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如魯迅《中國小説史略》雲：

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訖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其書有出於文人者，有出於教徒者。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巫文化和佛教的影響下，志怪小説創作雲蒸霞蔚。此期志怪小説的巫文化色彩比較濃厚，如干寶的《搜神記》、劉義慶的《幽冥錄》、祖台之的《志怪》等作品都記載了大量的巫文化內容。自此，士人在巫文化的影響下，開創了源遠流長的志怪小説創作傳統。如受幹寶《搜神記》的影響，後世士人創作了一系列的搜神小説，有託名陶潛的《搜神後記》、唐句道興的《搜神記》、宋章炳文的《搜神祕覽》、清李調元的《新搜神記》等志怪小説。道教也是巫文化的傳承者，受巫文化和道教興起的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仙傳小説的創作也受士人重視，作品有葛洪的《漢武內傳》、曹毗《杜蘭香別傳》、託名劉向的《列仙傳》等。自此，文人創作仙傳小説代有迴響，譬如唐南卓的《仙中怨解》、五代杜光庭的《仙傳拾遺》和沈汾的《續仙傳》、宋樂史的《總仙記》、明吳元泰的《東遊記》、清李百川的《綠野仙蹤》等小説。另外，從唐宋傳奇、宋元話本、明清章回小説中也可看到巫文化的印記。可見，士人在巫文化影響下的小説創作，滋養了中國小説史上源遠流長的志怪傳統。

同時，中國小説中的術士形象也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的。概括起來，此期小説中的術士形象主要有道士、僧人、文人三種，如《搜神記》中祈雨的于吉、《幽冥錄》中擅長圓光術的佛圖澄和精通風水的三位書生。這三類術士成為後世小説中術士形象的基本類型，如《太平廣記》中緣定三生的圓觀、《三國演義》中多智似妖的諸葛亮、《封神演義》中道法高強的姜子牙。古代小説中的術士形象是中國巫文化的文學體現。

最後，士人的巫化打破了儒家文化的理性藩籬，改變了士人的思維觀念，促進了文學創作的進步。一方面，在巫文化的影響下，士人原有的空間概念被打破。巫術空間觀特點是有限可容納無限。巫術的空間觀使士人對空間有了新的認識。薛漁思《河東記》中胡媚兒條的記載：

唐貞元中，揚州坊市間，忽有一妓術丐乞者，不知所從來。自稱姓胡，名媚兒一旦懷中出一琉璃瓶子或有以馬驢入之瓶中，見人馬皆如蠅大，動行如故

胡媚兒的巫術可讓馬驢進入小瓶中，而馬驢可在瓶中自如行動。這突破了物體在空間上的排他性。《酉陽雜俎》引《續河東記》陽羨書生條也有類似的記載，陽羨書生口中可吐出與常人大小一樣的人。可見，唐代士人已善於運用巫術空間觀來創作奇異的故事。這種空間觀在吳承恩的筆下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小説中很多神仙、妖精的兵器都具有無限的容量。如鎮元大仙的袍袖和青牛精的金剛琢，鎮元大仙的袍袖可將唐僧師徒和白龍馬籠在其中，青牛精金剛琢可套取千萬兵器，它們有限的空間有無限的容量。作者用小中寓大的空間觀構思出神奇的法寶，為小説增添了奇趣。

另一方面，巫文化影響了士人的變化觀。在日常生活中，物與物之間的界限通常是明確的，一物不能變成另一物。但在巫術中，物與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它們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如張衡《西京賦》雲：

海鱗變而成龍，狀婉婉以昷昷。舍利颺颺，化為仙車，驪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杏冥。畫地成川，流渭通涇此賦記載了當時長漢的巫術表演。在巫術表演中，魚龍互化，舍利變車，眾多物象之間易貌分形。巫術不僅能物物互化，還能人物互化，如上文中左慈變羊;更能無中生有，如《高僧傳神異上佛圖澄》雲：即取應器盛水，燒香咒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耀目。巫術的這種千變萬化打破了現實中物與物的界限，從而改變了人們的變化觀。士人將巫術的變化觀運用到文學創作中，這有助於充分發揮了作者的想象力，構思出奇妙的人物形象，如《西遊記》中的妖魔鬼怪、《聊齋志異》中的花妖狐鬼等。巫術的變化觀也有助於小説情節的設置。如《紅樓夢》中的人石、人草幻化，頑石、仙草幻入世間成為故事的由來，寶玉出家成為小説的首尾，這構成了一個輪迴，故事首尾照應。巫術的變化觀還有助於小説主旨的表達，如蒲松齡通過人、物、鬼怪之間的幻化，寄託自己的孤憤之情，這開闢了中國文學在詩言志之外的另一條抒發幽情的渠道。總之，從巫文化角度研究士人與文學的關係，對揭示士人的知識構成、文化心理和古代文學的觀念與特色都有意義，應給予重視。

四、結語

士人在小説創作中對巫文化的關注是中國古典小説的特色，漢魏六朝的志人志怪、唐宋的傳奇及話本、明清的章回小説都和巫文化關係密切。漢魏六朝小説的巫文化內容是形成其奇譎風格的重要原因。唐宋時期小説對巫文化的表現逐步擺脱尚怪心理，巫文化的文學意義得到提升，這也提高了小説的文化意義。明清世情小説中巫術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小説中的巫術成為民俗的載體，反映了當時的世態民情。總之，不同時代的士人賦予小説中巫文化不同的作用和意義，探討巫文化與士人的關係有助於加深對古代知識分子思想及其文學創作的認識，這對作家和作品研究有一定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