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靜王的朋黨散文

北靜王水溶，一個過場式的人物，幾乎沒有人去評論他，挖掘他影射着什麼。還是著名作家兼紅學家（也許是秦學家更準確些）劉心武先生有慧眼，竟然把北靜王水溶解讀得非常之完美。令人折服！使人相信這個在前80回只出場過一次的必不可少的陪襯式人物，確實在向讀者傳遞着某些重要信息。

劉心武先生對北靜王水溶索隱性的觀點，建議不妨抱着娛樂的心態去看看，很合情理也很有趣味。是目前紅學界百家爭鳴之中最為突出者之一。細讀之後，似有所悟。想起了宮延之爭中的朋黨，賈府被抄家而敗落無非是一個朋黨在政治上的失敗。

賈府為秦可卿的身後事操辦了一場超豪華的葬禮，規格之高，來了王公貴族一大堆。參加葬禮的北靜王水溶，恐是級別最高的官兒。太監“大明宮掌宮內相”戴權，也是權重位高的人物，可他只敢“打傘嗚鑼”。而北靜王水溶，是“鳴鑼張傘”而來。一“鳴”一“嗚”，少一點就是森嚴等級。

然而他們的出場都特意提到他們的傘，這是否暗含寓意？竊以為他們分別代表着兩大官僚集團。那麼他們的保護傘下都罩着什麼人？毫無疑問，他們的保護傘下都有賈府。換言之，賈府就在他們的羽翼之下。因此，賈府同屬於以宦官戴權為首的“閹黨”和以北靜王水溶為首或稱之為靈魂人物的“世襲黨”。文本中沒有提到宦官戴權的官僚集團。但北靜王水溶的官僚集團卻交待得很清楚，陣容非常龐大。

他們是：四王，東平郡王、南安郡王、西寧郡王、北靜郡王。八公，鎮國公、理國公、齊國公、治國公、修國公、繕國公、寧國公、榮國公。餘者有忠靖侯、平原侯、定城侯、襄陽侯、景田侯、錦鄉侯、神威將軍等等王孫公子，不可枚數。這些所謂的世交之家，實際就是朋黨。他們之間相互庇護着。

北靜王水溶作為這個官僚集團的精神領袖人物，他對這些人的庇護是做得很到位的。為此，他贏得了賢王的美名。這點，從他很在意賈府的這場超豪華葬禮可以看出來。他“不以王位自居”，親自探喪上祭。出殯時設路祭，命麾下官員伺候。自己則“五更入朝，公事一畢”，換上素服，就來祭棚等候。

年齡不到20歲的水溶成了北靜王，只因當初“惟北靜王功高，及今子孫猶襲王爵”。他“形容秀美，性情謙和”，頗具王者風範。以他之弱冠，能做到重情重義知禮，實在是難得！同時他還懂得人情世故，更可貴的是知道教育的重要性，沒有紈絝習氣的水溶恐怕是北靜王府對後代子孫注重教育的結果。

北靜王水溶畢竟年少，賈寶玉很快就成了他知心好友。不諳世事的賈寶玉，無意間增強了賈府與北靜王府的聯繫。因此，高鶚在續本中的第105回《錦衣衞查抄寧國府、驄馬使彈劾平安州》中，由於北靜王水溶的從中保護，榮國府得以倖免於難。賈政一房，基本沒事，賈赦一房也從寬發落。

這就是官場中“朋黨”的作用！朋黨之爭在歷史上時有發生，它對國家對民族的影響很大。早期，有晚唐時的“牛李黨爭”，一方是代表科舉出身的庶族官僚集團；一方是代表世襲出身的士族官僚集團。“牛李”則分別是兩大官僚陣營代表人物的姓氏。而其中一派與北靜王水溶的.官僚集團何其類似。

“牛李”各自的政治主張只是為各自的官僚集團服務。比如就取士而言，一方主張科舉，一方主張門蔭。為此，他們可以全然不顧國家的利益與安危，把個人恩怨也滲雜在政治當中，任何一方一旦大權在握，就排擠打擊對方。於是，在李黨與牛黨輪流執政時，不論是非，彼此都將對方或排斥或流放，兩派結怨甚深。

他們甚至，就政敵做出來的有利於國家的豐功偉業，都可以置國家的利益而不顧！唐穆宗時，牛黨首領牛僧孺做宰相，把李黨首領李德裕排擠出朝廷。唐文宗時，李德裕仍在外任西川節度使，接受維州吐蕃副使斯坦謀歸唐，身為宰相的牛僧孺卻因是政敵李德裕的政績，竟強令李德裕將降將和城池交還吐蕃。這場動搖唐朝後期統治的黨爭之禍先後長達40年之久。

後世大明王朝覆滅，朋黨之爭功不可沒，“盈廷如聚訟”是當時之風氣，主要是東林黨人與閹黨黨羽的口舌之爭。就快要做亡國奴了，他們還在無休止地爭論，無休止地相互迫害。東林黨人因政敵閹黨的名聲太壞同時又處在弱勢而深得後世的讚揚與同情。同時代有識之士，並不一定支持東林黨人。

因為，東林黨人也做了一些令人不齒的事，比如崇禎14年，東林黨人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太監，使奸臣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此人在崇禎3年為首輔時，因庸懦貪鄙被閹黨黨羽温體仁排擠罷相。正是這樣的一個奸臣在崇禎16年，清軍入關時，親自督師，卻不與清軍交戰，還謊報軍功。身為首輔，如此誤國！真是大明王朝的不幸。這是東林黨人的功勞。

缺少大是大非，沒有大局觀念的“朋黨”，其誤國由此可見一斑。北靜王水溶，置國家法度於不顧，包庇賈赦這樣的官場敗類，其行為是惡劣的，他的賢王之美譽更是值得懷疑。這是典型的是非不分，給國家給社會造成不良影響。説小點，水溶的行為比官場敗類賈赦的危害性更大，因他庇護的又何止賈赦一個？説大點，由於水溶的庇護，其“朋黨”貪腐成風。他是在變相危害國家的穩定。

北靜王水溶之所以在大是大非面前如此模糊，就是“朋黨”觀念在作怪。其實“朋黨”本身並沒有什麼錯，好的朋黨對國家對社會是很有益處的。北宋歐陽修就曾寫過一篇《朋黨論》，他寫道：朋黨之説，自古有之，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意思是：自古就有“朋黨”一説，分“道”與“利”兩種，君子與君子結盟成的朋黨，他們有共同的理想、政治上意識形態相同，以國家蒼生為已任，謂之同“道”；而小人與小人媾合成朋黨，則以共同的利益為前提，謂之同“利”。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啊。

由此，便想起來了發生在北宋神宗時期的“新舊”黨爭。改革派王安石為相時，為了改變國家積弱，國庫空虛的局面，在全國範圍內推動變革運動，侵害了地主階層的利益，又因為在推行變革的過程中，一些細節沒有考慮好，執行不當，人民生活更加困苦。以歐陽修、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們強烈反對。

於是，一場新舊黨爭拉開序幕。這兩派之間，似乎都是因“道”而結盟的君子“朋黨”，只是不同“道”而已，可他們在政治的領域裏，相互傾軋起來，同樣令人寒心。好在，北宋王朝中葉的這場失敗的變革沒有加速它的滅亡。可謂君子之爭不誤國！

比如抗日時國共兩黨的合作，外敵當前，他們暫時放下因意識形態上的分歧而進行的連年內戰，共同抵禦外敵。這種對大是大非的明辨，體現了我們民族的智慧，它遠遠地超越了我們的先人。時隔半個多世紀，一場自然災難汶川512地震震憾着每一箇中國人的心。中華民族表現了空前的凝聚力！

然而正如抗日戰爭時也有漢奸一樣，在這個民族正受到空前的自然災難時，竟也有來自中國的邪教；或所謂的學者高唱“天遣”之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