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散文：不安的文學

勃蘭兑斯在《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中説：“流亡文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其論斷無疑是精闢的。在此我想指明的是，“不安”並不僅僅是流亡文學的美感特徵，而是一切真正的、優秀文學的基本品格。這種“不安”，在某些時候的表現，甚至是以“異端”的面目出現的。勃蘭兑斯就曾指出：“……不過文學或許説應該是個特別領域，這裏官樣文章應當廢止，陳規陋習應當拋棄，假面應當撕掉，可怕的真理應當講出來。”文學一旦失去了這種將“可怕的真理”“講出來”的“不安”的品格，就意味着文學本身的墮落與死亡。中西方文學史上，無數的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證明這一點。

也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對當代的文學作品、思潮、創作傾向等有較為深入的理解。林賢治在《序》一文中説：“寫作的專業化促進了文學的發展，但也因此產生了異化。要使文學保持活力，除非作家在與大地的聯繫方面獲得高度的自覺。文學革命往往發生在社會的轉型期，不是沒有因由的。由於周圍的梗阻和痛楚加劇，對於作家來説，不可能不構成某種壓力和刺激，為此，他們真誠地感知到了大地的存在。這時的文學，是富於生活實感的文學，是鬱勃的文學，是突圍的文學，力的文學。可是，當社會變動漸漸趨於平復時，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就又隨之滋生繁衍起來了。”今天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多為“寄生的”、“浮靡的”、“伶俐乖巧的”作家和作品。這並非全是某個人的過錯，而與整個時代風潮相關。“平復”之後的社會，它的每一根神經都是慵懶、脆弱、經不起波動的，對於生活於其間的作家來説，“梗阻”與“痛楚”似乎遙不可及，“壓力”和“刺激”更無從談起。“不安”這一精神性要素，首先在作家的精神性構成中被剔除了，在其所創造的文學作品中自然無法存留。但這並不表明作家毫無責任。因為，無論任何一個時代，對於作家或文學而言，都不可能是真正的黃金時代。這是由文學本身的“不安”、“異端”等品質所決定的。因為在任何一個社會，哪怕是最民主的社會，也不可避免存在排斥異端的傾向。今天我們之所以説某個時代是文化的黃金時代，是因為那個時代作家集體努力抗爭的結果。這樣説，並非對作家與時代風潮之間的互動關係視而不見。那是另外的問題。

一個真正的作家，必定是一個“不安”的作家。對於整個社會而言，他甚至是異端的。俄國流亡作家安·陀·西尼亞夫斯基指出：“文學自身，相對於統治者看事物的`觀點，就是一種異端思想（廣義上的）。所有作家都是社會羣體中的異端分子，他們想的都一樣，或者，至少是一致的。所有作家都是叛逆者，都是敗類，都是地球上不完全合法的人。因為他所思想所寫違背於大多數人的意見。儘管違背的是文學上站住腳並已定型的風格，以及被認同的流派。”在這裏，“違背大多數人的意見”，在某種程度上不僅是辨識一個人是否是一位作家的標誌，甚至應該説，是每一位作家應該努力追求的境界。這是文學的本性所決定的。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文學，相對於其他的社會活動，並不具有特別的優勢。比如，在對於社會現實的刻畫方面，文學並不比社會學的描述方法更為精細和準確。文學所能提供的，是在一般人視野之外的真實，是隱藏在事物背後的心理的、人性的真實。人們的視野由此被大大地拓寬了。正如勃蘭兑斯所指出的：“……因為一個國家有文學就是為了擴展它的視野，把它關於人生的理論用生活本身加以驗證。”

由此可以説，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令人“不安”的美感因素，是每一個有理想的作家所應該追求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