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拜年散文

春節期間相互拜年，是中國老百姓傳承已久的習慣，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回想起從前經歷過的與拜年有關的一些事情，感覺很有些味道。於是，就有了想寫一寫的慾望。

按説，鄉間的拜年，最能體現原汁原味的中國民俗。少年時期，我雖然也常常回故鄉去過年，但處於貪玩年齡段的我，只顧忙着跟一幫同齡孩子滿世界瘋玩，對於拜年這種大人之間的禮儀活動，並不是太感冒，除非有壓歲錢，或者比如鞭炮之類的禮物可收。因而，也就對它缺少觀察感受，沒有留下什麼比較深刻有趣的記憶。如今想想，這不能不説是一種人生經歷的遺憾。

我記憶比較深刻的拜年活動，主要發生在城市居民之間。它的表現形式，雖説已經跟鄉間有所不同，但其中藴含的意味，卻是一脈相承的。正所謂，外形雖然變了，但是魂還在。

拜年的對象，在四鄰八舍之外，還有親戚、同學、同事、朋友等各色人等。其中所包含的意藴，除了送達良好的祝福、傳遞和睦相處的意願之外，也有證明並固化彼此之間親情友誼關係的內容在其中。民諺“親戚越走越親”，説的就是這個意思。

拜年一般是由近及遠，先從自家的鄰居拜起，遠親不如近鄰啊。小時候，我曾經覺得人們的拜年儀式很搞笑。平日裏熟悉得在家裏放個屁彼此幾乎都能聽見的鄰居們，頭天還在一起上班或者聊家常，怎麼一到了大年七年級，就跟多久沒見過面一樣，穿着闆闆整整的新衣服，人五人六地相互抱拳作揖，一本正經地叨叨着“過年好、過年好”個沒完沒了？長大以後，當我也很自然地這麼做的時候，我才明白了習俗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為了迎接親友們前來拜年，家家户户都要預備一些香煙、茶葉、糖果之類，以供大家品嚐。當時不管去誰家拜年，抽支煙、喝杯茶、吃點糖果花生瓜子，是必不可少的程序。而主家準備這些東西，也是以儘可能好一點為原則。這麼做，固然有一份熱情在其中，同時也是為了面子。比方説，人們在拜年過程中，就常常會議論誰家的香煙比較上檔次，而誰家的糖果又很一般般。

有一年，還在讀國中的.我，跟父母去一位本家大爺家拜年。這位大爺是個軍隊離休高幹，剛從外地遷來我家所在城市的幹休所不久。見面之後，這位大爺看上去很熱情，一再向父親讓煙，又勸母親和我們兩兄弟多吃糖果瓜子。他給父親的香煙，是“琥珀”牌子的，錫紙內包裝，在當時算是比較上檔次了。

正閒聊間，跟這位大爺同住一家幹休所、級別也相當的一位離休幹部，也到他家拜年來了。當這位離休幹部打算拿桌上的香煙抽的時候，我的本家大爺阻止了他：“等等，我給你拿好煙去！”説罷，上了二樓拿下來一包“大中華”。等那位離休幹部告辭之後，本家大爺立馬就把“大中華”又拿回了二樓。這件事，讓母親很不爽，認為這位大爺勢利眼，以後過年就不太情願去他家拜年了。

到誰家拜年的人多、誰拜年的去處多，也是事關面子的大事情。倘若誰家過年時門可羅雀，那麼這家人不是在政治或出身方面有問題，就是在日常做人方面不地道。而一個人能不能無拘無束地到別人家拜年，人家又是不是發自內心地歡迎他去，也是一件彼此心照不宣的事情。

我從小跟爺爺奶奶在外地長大，只是在父母身邊讀了幾年中學。中學畢業以後，又去農村插了隊。所以，在父母生活的這個城市裏，我能去拜年的地方屈指可數。大年七年級拜年的時候，弟弟跟我到鄰居家拜完年之後，便騎上自行車滿世界亂竄去了，一直到天黑都不見人影。他拜年的對象可是多了去了，國小同學、中學同學、電大同學、工廠同事、踢球球友，甚至幼兒園同學，無所不包。

弟弟走後，我在家裏看着人來人往的拜年者，覺得很不自在，也很沒面子。母親曾抱怨我不會跟人相處，過年連個可以拜年的朋友都沒有。有時來我家拜年的人，看到我一個大小夥子貓在家裏，眼神中也會泛出一種異樣的神色。於是，在後來的大年七年級，我就騎着自行車到處看電影，一場接一場地看，不到天黑不罷休，以排解心中的孤寂冷落。不知就裏的母親，還以為我聽了她的話，懂得主動去跟別人交往了。

在拜年過程中，我還見識過一些讓人為之唏噓的事情。有一年，我去同院鄰居李師傅家拜年。坐下之後一塊糖還沒有吃完，他家就出了狀況。李師傅有一男一女倆孩子，女孩兒是姐，男孩兒為弟。眾人正聊着，姐弟倆不知為啥打鬧開了。李師傅見狀二話不説，照着兒子後腦勺就是一巴掌，打得他咧開嘴巴大哭起來。看到心肝寶貝被打，李師傅的夫人不幹了：“孩子們打架你不去管大的，怎麼打開小的了？”平日裏木訥老實、有些“妻管嚴”的李師傅，此時卻一反常態地瞪圓了眼睛，大吼了一嗓子：“我就打這五塊的，不打二十的，怎麼着？誰叫他不值錢！”聽得大家一頭霧水。

後來我才知道，李師傅兩口子的父母都在農村。過年的時候，照例要給兩邊的老人寄些錢去。由於兩口子的收入比較微薄，還要置辦點新衣食物等年貨，在錢的問題上就有些捉襟見肘了。在夫人的堅持下，這年年關前，李師傅給岳父母寄了二十塊，只給自己的父母寄了五塊。心裏有氣的李師傅，便當着一干拜年者的面，發出了那不顧面子的一聲吼。

馬克?吐温曾經説過，習慣就是習慣，誰也不能將其扔出窗外，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它下樓。一種沿襲長久的習俗或者慣例，應當被視為一種權利而受到必要的尊重，比如拜年。在我插隊時候，上面曾經大力倡導過“革命化的春節”，提出了一些諸如“幹到臘月二十九，吃完餃子就下手”之類的口號，並對鄉親們的串親戚拜年行為，做出了諸多限制，但卻效果不彰。鄉親們依然樂此不疲地把拜年活動進行到底，公開的不行，那就轉入地下。

如今城市居民的拜年方式，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除了退休的老頭老太太，一般都是在門口點到為止，已經很少有人會於拜年時，在別人家坐一坐，抽支煙、喝杯茶、吃點東西什麼的了。更多的人，乾脆就把拜年職能交付給了手機。以至於大年三十和七年級，人人手機的短信提示音“嘀嘀”地響個不停。

引領城市居民傳統拜年習慣下樓的那隻“手”，應該是變化了的生活方式，而非人力有意所為之。只是這樣的拜年，除了具有象徵意義之外，已經沒有了濃濃的人情味兒。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而這種社會屬性的改變，似乎並不應當自拜年始。

拜年，魂兮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