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拉尼亞讀後感

2008年10月9日，舉世矚目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法國作家讓·馬瑞爾·古斯塔夫·勒克萊齊奧贏得該項桂冠。瑞典學院給出的獲獎理由如下：“一位關注新的啟程、詩性冒險和感官迷狂的作者，關注在強勢文明以外和其下的人性的探索者。”(author of new departures, poetic adventure and sensual ecstasy, explorer of a humanity beyond and below the reigning civilization。）從這一段評語來看，它再次印證了近幾十年來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遴選過程中一直遵循的原則，亦即對理想主義的推崇和對人類詩性的肯定。返觀勒克萊齊奧數十年的創作，上自1963年出版的《訴訟筆錄》，下迄2006年的新作《烏拉尼亞》，他始終在樸素的古典傳統和繁華的現代生活模式之間不懈地探索，尋求消弭物化與人性的對抗，力圖用語言建造起一個吸食人間煙火的天國，因而確然當得起這一榮譽。

《烏拉尼亞》的書名得自古希臘的神話傳説。相傳，世界創始之初是一片天地不分的混沌。大神烏剌諾斯和該亞結婚後，生下了提坦神、獨目巨人、百臂巨人等。烏剌諾斯非常仇視自己的子女，就把他們囚禁起來。後來，最小的兒子克洛諾斯起來反抗，推翻了烏剌諾斯的統治。烏剌諾斯在與兒子的爭鬥中身負重傷，殷紅的鮮血滴在地上，從中生出了復仇女神和巨靈神;破碎的肉體落到海中，形成了浪花，從中生出了烏拉尼亞(又名阿佛洛狄忒)，為愛與美的女神，她同時又是一位司掌天文的繆斯。勒克萊齊奧借用這一名字來命名想象中的國度，寄託自己的夢想與美學。

1516年，托馬斯·莫爾完成了一部著名的作品《烏托邦》，虛構了一個與時代氣氛迥然不同的理想國，那裏的人們生活在公平的法律之下，享有政治和信仰的自由，沒有私有財產，卻生活得富足、安樂、健康，合乎道德。莫爾以這部作品對當時英國社會“羊吃人”的現象給予了猛烈的抨擊，為世界提出了一個空想社會主義的政治可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勒克萊齊奧的小説《烏拉尼亞》顯然是對莫爾之夢的一次現代呼應。在《致中國讀者》的短信中，勒克萊齊奧對小説的主題作了直截的説明，承認他的作品是一部現代版的《烏托邦》，作者希望藉此復活那曾經幫助他和親人們度過艱難歲月的幻夢。

《烏拉尼亞》以一位法國地理學家的經歷作為線索，以旅行者的口吻切入“坎波斯”這個彷彿遊離於時間之外的小鎮生活。坎波斯的居民來自世界各地，大多身遭不幸，期望在新的居住地得到改變命運的機會。他們在老“參事”賈迪的指點下，過上了安居樂業的生活，人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舒展，不用為算計和陰謀而學習，只要學習生活、學習“遺忘”就行，因為“遺忘”可以幫助他們恢復兒時的記憶，重新獲得生活的能力，給他們帶來自由和真理。作為一部寓言小説，坎波斯的居民應該是人類本身的象徵。有意思的是其中出現了所謂的“人類學家”和“研究中心”，他們“在濃厚的殖民地氛圍中舉辦各種會議並教授課程”，讓“人類學毫無爭議地成為人文科學中的皇后”，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對周邊的居民們進行了擠壓和欺詐，利用科學來滿足他們的權力追求，以機械的手臂打破了這個世外桃源的平靜生活。最後，坎波斯的居民被-迫遷移，再度尋找他們的理想國。烏剌諾斯的幽靈再度遊蕩於他們的頭頂，在時間的喧囂中復現了新陳代謝的定律，

勒克萊齊奧似乎不太在乎自己的作品屬於哪種風格、哪種流派，甚至也不顧忌是否歸屬於現實主義，因為，他更希望讀者把它們當作“純粹的虛構作品”來接受。在一部短篇小説集的序言中，勒克萊齊奧針對文學的邊緣化表述過這樣的藝術觀：“詩歌和長短篇小説現在成了稀奇古董，它們不能，或者説幾乎不能再哄騙人了。那為什麼還要寫詩歌和故事呢?寫作，僅僅就是寫作罷了。寫作，就是用詞語進行探索，深入細緻地研究並描繪，緊緊抓住詞語，毫不通融地刻畫現實。”對詞語的敏感，幾乎是每個傑出的詩人和作家都具有的一種稟賦，勒克萊齊奧自不例外。在《烏拉尼亞》中，我們輕易就可以找到這樣的例子，他形容來自廣場的各種汽車發出的噪音：“汽車的大輪胎在滾燙的瀝青上擦出的嘎吱聲，柴油味，嗆人的塵土味，那隆隆聲中還夾着一種低沉的跳動聲，一種持續不斷的突突聲，時而遠，時而近，一下接一下，如同一隻將廣場和市中心樓房緊緊裹住的，身體奇長、內臟跳動的動物。”對場景的細緻體會，也體現於他對人的描摹上，比如他對紅-燈-區妓-女的描寫：“咖啡座的盡頭，在聲嘶力竭的自動點唱機旁邊，姑娘們像一串洋葱似的坐在塑料椅上。”“她們的嘴巴很大很紅，眼眶是兩團黑斑，這便構成了她們臉部的輪廓。”寥寥數語，就把那些淪落風塵的不幸女子的音容形貌刻畫了出來。此外，作品中還有不少優美如詩的片斷，讓讀者在領略了他嫻熟的語言技巧之後，對他內心的'細膩、纖柔、温潤擁有了深切的感受。

在成名作《訴訟筆錄》中，勒克萊齊奧聲稱，在小説創作中，存在着“廣袤的處女地”需要勘察，“那就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相隔的遼闊的冰凍區”。“這種勘察應藉助於從幽默到幼稚在內的各種形式的感應，而不應該借用準確性。敍述者與聽話者之間有着一個信賴感逐漸明確、成形的時刻。這一時刻也許就是‘主動式’小説的關鍵時刻，此類小説的基本要素是某種逼迫感。在這一時刻，文本以淡淡的軼事和通俗色彩發生作用。”為了營造這樣的效果，他在《烏拉尼亞》一書的章節設置和過渡上也頗具匠心，其中不少章節的題目便是上一章節某個句子遺留的一個單詞或詞組，作者或許是希望以此建立它們相互間的聯繫，在連貫的語氣中自然地伸出枝杈，卻保持着故事的完整性。

就《烏拉尼亞》這部小説來看，作者肯定受有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這不僅因為他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了墨西哥，而且更在於他在敍事上所表現出的對非理性和神奇性元素的揉捏。一般説來，在現實主義作品中，往往有一個仿真的開頭，其後是一連串符合邏輯的情節，因此，其結局也多半顯得可信;而在魔幻現實主義的作品中，故事的起始就是荒誕不經的，不可信的，但其情節的展開是寫實性的，決不偏離存在的邏輯，只是最後的結局與開端一樣，也是不可信的，因而具有了日常的魔幻因素。《烏拉尼亞》就體現了這樣的特徵，故事的楔子帶有一定的神祕色彩，主要人物和對話也帶有飄忽性質，但敍述的細節卻清晰、逼真，在時而簡略、時而詳盡的鋪展、演繹中逐漸過渡到一個未知的結局，因此，如果不曾意識到作者的法語背景，它更像出自拉美小説家的手筆。

無庸諱言，諾貝爾評獎委員會在百年來的評選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顯示着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但獲獎者勒克萊齊奧本人卻是一個有着世界主義心胸和視野的作家。他對西方文化的批評在於，他認為“西方文化已經變得過於鐵板一塊。”“西方文化過於突出其城市性，技術性，妨礙了其他表現形式，如地方性、情感性的發展。人類的整個不可知的部分被理性所掩蓋了。正是這種認識促使我轉向其他文明。”實際上，勒克萊齊奧的“轉向”是與六十年代以來生態主義的認識有關的。

美國詩人肯明斯有一句名言：“發展是一種令人舒服的玻”它指出了現代人在享受自己的文明成果的同時，也面臨着自我毀滅的危險。城市化、高科技給世界帶來便利、舒適的代價就是人對土地和生態的剝奪。勒克萊齊奧痛心地看到，我們腳下的土地由於每天所承受的“糞水”、“硝酸鹽”、“磷”，已經來不及分解了。於是，他借小説中的人物告訴世人，土地就像“一個女人的身體，一個黑色皮膚、生機勃勃的女人的身體，她渾身上下都浸透着火山的熱度和雨水的温情。”他呼籲人們不要以自己的貪婪和大意糟蹋了這個“美麗、高貴的女人的身體”，“把她變成一個膚色黯淡、乾癟瘦弱、風燭殘年的龍鍾老婦”，要尊重它，像愛護自己的皮膚、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它。因為，“如果你們不善待它，你們將失去它，因為一塊損毀的土地是無法修復的。它被破壞之後，地球需要用幾千年的時間再造一塊新的出來。”或許正是看到了人類自掘墳墓的危險，勒克萊齊奧要仰望星空，以星空作為大地的補償，建造美麗、自由的“烏拉尼亞”。在小説的結尾，我們可以發現，引領坎波斯居民的是一位飽經滄桑的女性——奧蒂。這裏，但盯彼特拉克開創的“永恆之女性”的光芒也由此出現了返照。

記得王爾德説過，一張沒有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缺少了人類終要落腳的地方。勒克萊齊奧的小説給了我們同樣的啟示。生活或許是一場悲劇，但在絕望的杯底潛伏着希望。精神並非虛無的存在，它的美麗是值得永遠追求的目標。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烏拉尼亞”，我們整個生命都將是它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