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十大觀念的的讀後感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假如説文字的發明和書寫工具的出現，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里程碑的話，那麼與此相關的“閲讀”也具有極其深遠的文化史意義。近年來，在國內外出現了一股關於“閲讀史”的研究熱潮，也許是其藴涵的文化意義的一個印證。

在這裏，我們關注的重心，不是寬泛意義上的閲讀發展史，而在於從大的歷史脈絡來把握“閲讀與城市”的關係，尤其是揭示“讀書被尊重”的歷史動因以及深圳提出“讓城市因熱愛讀書而受人尊重”的當代文化意義。為此，我們約談了南方朔先生。作為台灣著名的讀書人和廣受尊敬的知名書評家，南方朔先生在訪談中所帶給我們的，既有世界閲讀文化史的豐富知識和有趣信息，也有來自台灣地區獨特的經驗。而這些知識與經驗，對於提升深圳乃至全國閲讀文化的發展水平，無疑具有相當的參照價值。

應從更大歷史脈絡理解“閲讀與城市”

楊立青(深圳市特區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我們今天的話題其實是關於“閲讀與城市”的關係，或者説閲讀在城市文化中的位置。深圳提出的“讓城市因熱愛讀書而受人尊重”這個觀念，首先基於“讀書”在社會價值序列中處於較高的位置，否則“尊重”就無從談起了。也就是説，讀書本身至少有一段長長的被尊重的歷史，那麼，這種“讀書被尊重”是如何被歷史地建構起來的？

南方朔(本名王杏慶，台灣著名作家、詩人、時政評論家。曾任《新新聞》總主筆)：“讓城市因熱愛讀書而受人尊重”，這是深圳所提出的漂亮口號。而這句話的確應從一個更大的歷史脈絡中來理解。

由人類的文明史來看，今天的人們已知道印刷術的發明，促使書的文明出現，文字文明不再由少數官僚或更多的教士階級所壟斷，乃是廣泛文明的大躍升，文字所承載的知識開始民主化到了市民階級身上。

由文字文明我們已知道，“倉頡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乃是因為有了文字，人類的思想即可透過文字而流傳，老天的祕密已守不住，當然只好“天雨粟，鬼夜哭”了。但在文字文明之初，文字的權力只歸少數人壟斷，只有書籍出現，市民階級形成，老百姓才可接近文字所承載的奧祕。因此文字本身就是一種權力。

因為文字是傳承經驗，定義人際關係，理解世界，使無序變有序，增加人類效用的載體，書的形成當然是現實上有用的東西。古代讀書最初可以從事管理眾人之事，進入官僚系統，近代讀書則有益於擴大人與物的效用，富家立身，因此讀書可以使人增加能力，而能力當然也是一種權力，它可以促進社會的垂直流動。

當代法國學者費伯瑞和馬汀在所著的《書的'來到》裏就指出，當歐洲印刷術發明、書籍出現之初，工匠階級、文官階級和律師等都讀書，僧侶階級則不讀書，它所造成的乃是宗教改革，以及現代政府和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出現，讀書有用，讀書使人有能力、有權力的結果已很明瞭。

再以促成工業革命的蘇格蘭啟蒙運動而言，16世紀蘇格蘭倡導識字讀書，男子識字率1720年已達55%，1750年則達75%，蘇格蘭成了歐洲第一個識字讀書社會，而當時英國男子識字率只有53%而已，要到了1880年代才趕上。

由於蘇格蘭識字讀書，18世紀美國的富蘭克林訪問蘇格蘭時，看到蘇格蘭城市景觀與國民素質都歎為觀止。蘇格蘭人由於喜歡讀書，而且是極為深入地讀，在人文社會的合理性以及對自然科學等都廣泛好奇，因此蘇格蘭一流學術興起，整個時代自然有創造力的天才雲集，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發明蒸汽機的瓦特等無一不是蘇格蘭人，縱使蘇格蘭人移民外國，也都具有那種知識及創造傳統。鋼鐵大王卡內基、電報電話大王貝爾也都是蘇格蘭人。識字讀書有利於追求知識，從事創新，可以立家興國，這已成了讀書的現代意義。

而在中國，我最驚歎的，乃是福建與廣東的讀書經驗了。福建在中國乃是極晚發展的地區，唐末中原大亂，閩地在東南一隅，由於它收容了大量從中原流亡出來的僧侶，而僧侶必須抄經，於是福建造紙開始發展，由造紙最後必然走向印書和讀書，以及人民素質的提升。後來中原動亂結束，宋朝統一國家，在宋代中國文化史上，福建人遂獨樹一幟，大學問家趙冀、大詞家柳永、大書法家蔡襄均為福建人。讀書有利於一個地方人民文化素質的再造，福建即是最好的證明。宋朝之後的元朝，福建仍有那種氣勢，《馬可·波羅遊記》在提到福建時也都讚不絕口。

而廣東也是中國的嶺南邊地，由於它在歐風東漸時居於前哨位置，所以在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舉凡新書的翻譯，新觀念的引入，新的改革派讀書階級，廣東都為其濫觴。讀書是有利於一個社會改造的。而我認為像深圳這種中國發展的前沿都市，歷史一定在默默中賦予某種讀書的任務，有待深圳讀書人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