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愛農讀後感

《範愛農》是魯迅先生作於辛亥革命前後的一篇回憶性散文，收錄於《朝花夕拾》。在《範》文之前，魯迅曾以“黃棘”的筆名於1912年8月21日在紹興《民興時報》上發表了《哀範君三章》的悼亡詩篇。無論何者，都體現了魯迅執着於現實人生，注重於社會文明批判的文化思想家的特點。也為我們瞭解當時輪訓的真實思想提供了珍貴的材料。

範愛農(1883——1912)，名肇基，字斯年，號藹濃。浙江紹興黃甫莊人。他誕生於一個破落的幕僚家庭，三歲喪父，5歲失母，與妹妹靠祖母撫養成人。範愛農在浙江紹興府學堂求學期間，在徐錫麟的教誨下，範愛農思想進步，學習勤奮，成績優良，是紹興府學堂的高材生，也是徐副辦的得意門生之一。

1905年冬，範愛農隨徐錫麟夫婦赴日留學。當時正在日本留學的魯迅應陳子英之邀前往橫濱迎接，就在這時開始與範愛農相識。見面之際，由於一些瑣碎小事(如衣箱中的繡花鞋、汽車讓座等)，魯迅與範愛農之間產生了誤會。尤其是在徐錫麟被害後，在要不要“發電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問題上，兩人更是發生了正面交鋒。魯迅等人提出“打電報到北京，痛斥滿政府的無人道”，但這一主張立即遭到範愛農的反對。魯迅“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認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必須將範愛農除去。”可見當時爭執很是激烈。魯迅還對範愛農作了客觀的描述：“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其實，從這儉省的文字裏，我們不難看到範愛農冷漠外表下對時勢現實的焦慮、擔憂、沉思甚至不滿，對那些“雞蟲”小人往往報以“白眼”。相傳西晉“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善作“青白眼”，每給“禮俗之人”即“以白眼球對之”。範愛農的“白眼”，實在是憤世嫉俗的心靈的真實寫照。因為範愛農對“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潮(後改為“幽谷去窮夜，新宮自在青”)的現實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所以，當自己的理想和現實發生衝撞而無法實現，社會秩序依然如故時，他所接受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顯得蒼白無力。他那原先擁有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熱情也逐漸降温消褪。於是乎，範愛農變得愛喝酒了，“酒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其實，“瘋花”不瘋，而是縱論天下時勢的言論，愛喝酒的習慣是在受封建勢力排擠、壓迫後的借酒澆愁，儘管“抽刀斷水水更流，借酒澆愁愁復愁”，而且日後的不幸溺水身亡，據説也因為是喝了點酒的.原因，但對當時政治上、經濟上飽受打擊的範愛農而言，也許酒是他排遣鬱悶心情的唯一方法。魯迅先生對比是非常的瞭解和清楚的，因為魯迅曾和範愛農共過事，幫過範愛農的忙。魯迅的“扯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字沉淪”的詩句已觸及到了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沒有真正喚醒民眾。革命為酩酊的民眾所不理解，“眾人皆醉，唯我獨醒”的真正革命志士又為黑暗的社會現實所不容。在這種情勢下，範愛農到底是怎麼死的已不再重要，我們再去計較範愛農死的方式已豪無意義，因為在當時渾渾噩噩的國度裏，範愛農的死可能是具有不滿現實、不屈不撓而又無力改變現實的心志和性格的範愛農們的必然結果。從這個意義而言，範愛農的悲劇就不是孤立、不是個人悲劇，而是具有典型社會意義了。因為，在範愛農身上魯迅先生看到了那一代處於彷徨、苦海中的知識分子的身影。

從《範愛農》一文的字裏行間，我們分明可讀出魯迅先生對辛亥革命這一重大事件的深刻反剩魯迅認為革命只能是“立人”的手段之一，手段和目的的關係是不能顛倒的。魯迅希望通過政治革命掀翻人肉宴席，而不是為了掀翻舊桌子又擺上一張新桌子，或者只是調整一下享用這宴席的食客的座次。因此，魯迅決不一般地支持或否定革命。革命的真正意義就在於它是否能推動人的解放而對社會的發展有積極的影響;我們還分明看到了魯迅從對範愛農的悲劇開始了新的救國救民道路的不懈探索。立人、國民性、喚醒民眾……這些重大的社會課題一一擺在了魯迅先生的面前。“指出痛苦，引起療救的注意”就成為魯迅奮鬥的目標，因為“民族的覺醒，首先應該是人的覺醒”，惟其如此，民族才會有一線光明、希望和生機。於是，標誌魯迅以獨特的視角和思維方式反思社會現實的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便應運而生，《狂人日記》、《阿Q正傳》、《藥》、《風波》等概莫如此，而《範愛農》無疑是其中的“前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