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事都付與流風》讀後感範文

1962年10月，周立波在京會見外賓。張祖道攝

寫作是講究“規矩”的，有的是顯在的，教科書上進行了長長的羅列與訓誡。有的是隱含的，大家都在遵守，“日用而不知”。這些“規矩”往往被視為度量衡，對一部作品的成色和價值進行框定與確認。但總有人甘當“破壞者”，不按“規矩”出牌，成就文學另類書寫的同時也在開拓文學表達新的空間。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這是慣有的“規矩”。周仰之寫的這本《人間事都付與流風》(團結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有個副題，即《我的祖父周立波》，她在給《暴風驟雨》《山鄉鉅變》的作者周立波立傳。一般而言，這樣的寫作往往是“端着的”，特別是直系晚輩似乎更有必要小心翼翼、深思熟慮，掰着指頭悉數傳主的人生點滴與事業成就，進而控訴傳主遭遇的不公對待，設法藏掖、過濾“負面”，即便是偶爾涉及也試圖強行“洗白”，説是“為歷史正名”，總之指向明確，就是立起一個大寫的人。周仰之在稱呼祖父時就顯示出不一般的勇氣，要麼是“立波”，要麼是他的原名“紹儀”。稱呼的不同往往意味着寫作姿態的轉變。整部傳記語氣平和，富有強烈的談話感，作者把自己和讀者擺在同等位置，以文字營造出促膝交談的氣氛。對於祖父，周仰之是仰視的，“立波是那個時代精英中的精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但得知祖父在情感上過度消耗了祖母的善意，她坦承“對他的佩服打了折扣”。對於祖父的無情無義，“我作為他的`孫女真無話可説”。這樣的寫作體驗是痛苦的，甚至備受煎熬，因為作者清醒地自白“也許我犯了春秋責備賢者的錯”，但與所謂的“戲説”無關，與“解構”也不是一碼事，因為事實就在那裏，繞開、盲視不可取，遮蔽、粉飾更不應該，於是只得遵從寫作的本初意義。這樣的寫作看似在破壞“規矩”，其實不過是在回到真正的“規矩”本身。通過她的筆，作家周立波是可以觸摸、感知的，讀者能體味到人性的複雜與多端，她以這部作品也立起了一個無限接近“真”的人。

寫作上“犯忌”往往不是單一的，而是有其多重的配套。作者理工科出身，而且長期旅居海外，這又是她的首部作品，算不上文學中人。周立波的創作生涯豐富立體，與時代政治潮流有着或明或暗的牽連，他的文學活動特別是與文學界的交往掌故千頭萬緒，周仰之自知難以駕馭。於是她一開始就真誠地亮出底牌，告訴讀者自己是“外行人”，不太懂寫作的章法，“沒有受過專門的文史訓練”，很遺憾“看來一輩子也不可能弄明白這件事了”，有的內容跳過吧又覺得不妥當，“有點太圓滑”，那就硬着頭皮進行所謂的“研究”，不過還是不忘叮嚀讀者“不想看跳過去即可”，三番五次，甚至有點過頭了，成了無謂的絮叨。她始終想把握好一條原則，即只談自己知道的、自己想到的。

她跟隨着自己的興致走，在正常的敍事中途往往橫生出枝蔓，宕開一筆，進行歷史補白與生活補白，喜歡把自己擺進去，説説她的人生閲歷與所見所聞，講講中美文化的一致性與差異性，談談她的生活感受與生命感悟，有時還跳脱出來苦口婆心地勸世、警世，甚至把自己的丈夫、兄弟、女兒“強行”拉進故事裏，富有間離效果。她平放寫作姿態，不斷地在示弱，“有小船不堪重載之感”，總是在表達歉意，很誠懇地説着“水平有限”。對於紀實類創作而言，這樣的寫作姿態值得讚許。畢竟現實過於的龐雜、立體、繁複，儘管下了苦功夫，花了大力氣，但人可能還是逃脱不了“盲人摸象”的“魔咒”，難以掌握事實的全貌、窮究事物的本質。而且在這個時代，單向的灌輸不再奏效，紀實類作家面對的是“新讀者”，他們有現代思維，有媒介素養，有個性意識，有自己的視角與發現，有自己的思考與態度，你尚未就事實發言，他們或許已經知悉一二，“你若端着，我便無感”，“你謙卑一尺，我先敬一丈”。所以説，紀實類創作要敢於、善於示弱，明瞭自己的侷限。周仰之自覺地放棄了全知全能視角，給自己找準了一個恰當的位置。於是，她的這本寫給祖父的傳記顯得別緻而不一般。(王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