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隆伯格密歇根大學畢業演講稿「中文版」

2016年4月30日，前紐約市市長、Bloomberg創始人邁克爾·布隆伯格在密歇根大學的2016屆畢業典禮上對畢業生髮表演講。布隆伯格在演講特別強調説：“當一位民粹主義候選人許諾提供免費大學、免費醫療以及一匹小馬駒，而另一位候選人許諾要讓別國為我們的需求買單時，我們要切記：那些許你免費午餐之人，必會在早餐時將你生吞活剝。”

今天，你們離開這所學校時所帶走的最有用的知識，與你們的專業毫無關係。你們在這裏學會了如何學習、協作、洗耳恭聽、獨立思考，以及如何通過理性去化解衝突。這些才是職場上最重要的技能，也正因如此，大學總是會讓學生們接觸各種充滿挑戰、令人不安的觀點。

而有一些大學的管理層迫於壓力，選擇通過“安全空間”、“隱語”和“觸發警告”等方式，讓學生們遠離那些觀點，在我看來，這樣做是大錯特錯的。

上大學的全部意義就在於要學會如何應對困難的局面，而非逃避它們。顧名思義，微侵犯(microaggression)是很微弱的侵犯。而“安全空間”才是校園裏最危險的場所之一，因為它會營造出一種假象，讓我們自以為可以將異見隔離在外。

我們做不到這一點，我們也不應該這麼去做——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在職場上。在全球經濟以及民主社會當中，開放的頭腦是你所能擁有的最寶貴的財產。

請思考一下全球經濟。如今，生活在發達世界的大部分人都要通過勞心、而非勞力來維生，這在人類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在3000年的時間裏，人類的經濟一直以農業為基礎：耕地、播種，然後收穫。這不容易幹，但很容易學。在接下來的300年裏，我們的經濟建立在了工業之上：製作模件、轉動曲柄、裝配成品。這不容易幹，但也很容易學。

而今，我們的經濟建立在了信息之上：獲取知識、分析知識，然後運用你的創造力。這不容易幹，也不容易學，而即便你掌握了這套本領，仍然幾乎每天都要從新學起。

保持頭腦的開放對於事業的成功至關重要——正如它對於民主社會的共同未來至關重要一樣。

在當前的美國政治環境中，我們看到了一股令人不安的變化：極端黨爭的崛起，以及對他人觀點的.日益排斥。今天，我已經沒有任何黨派立場，但過去，出於非意識形態的原因，我擁護過共和黨，也擁護過民主黨。因此，我可以對你們講：沒有哪個黨派壟斷了所有正確的觀念，而這兩個政黨也都在不公正地妖魔化彼此。

這並非什麼新現象，但它已經發展到了危險的程度。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曾警告過人們黨派之爭的危險，而如今我們能平安度過200多年的政黨政治，主要原因就在於，國父們創造了一種制衡機制，來抑制黨派之爭的烈焰。當然，他們也將大部分美國人排除在了他們的民主視野之外，因為他們恐懼民主將會帶來的危險狀況。不過，經過了兩百多年的發展，經過了眾多民權領袖和鬥士們的犧牲，如今，平權的承諾已經在收入、信仰、種族、性別和性向等眾多方面紮下了根。

前方的道路依舊漫長，而且不要以為我們取得的進步不可逆轉。要維護民主和公民權利，我們必須時刻對黨同伐異的煽風點火者保持警惕，以免被他們消費，以免他們將這個國家引向如華盛頓所言的“公共自由的廢墟”。

我們無疑在兩黨內都見過這樣的人物。上世紀3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專橫的休伊·朗(Huey Long)和密歇根州的庫格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曾經指責“猶太陰謀家”造成了美國的麻煩。隨後則有40年代的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又譯林白)、50年代的喬·麥卡錫(Joe McCarthy)、60年代的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以及90年代的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過去的每一代人都不得不對抗自己一代的煽動家。而每一代人也都挺身而出，將煽動家們擋在了白宮之外。至少目前如此。

在今年的大選中，我在兩黨裏都看到了記憶中前所未有的煽動態勢。我們的國家正面臨嚴峻挑戰。而兩黨的候選人們並未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而是輕巧地將問題的矛頭指向了那些滋生怨恨的靶子。共和黨的靶子是墨西哥非法移民和穆斯林。民主黨的靶子則是有錢人和華爾街。但真相是：我們無法通過指責任何人，而讓我們面臨的問題消失不見。

可是，為何尋找一位從前方引領，而非在後方跟隨的領袖，如此之難呢?

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原因之一在於：今天的民選官員如果支持一項有爭議的政策，他們收到的將不只是憤怒的信件、電話以及傳真。同時還會在=臉譜上收到數以百萬計的憤怒指責，人們會向他們拋來所能想象的最激烈的言辭。這就是行動的民主。然而，這樣的實時聲討也會讓民選官員們不敢去做一些心底裏認同的事情。

實際上，行動的民主會導致大量的不作為，這一點我們在華盛頓和其他層級的政府中已經司空見慣。每當政府無法滿足民眾的要求，兩黨的選民們就會憤怒不已，而某些政客則會通過指認替罪羊，而非提出解決方案，來利用這樣的憤怒情緒渾水摸魚。

如果我們想阻止煽動者，我們必須重新開始掌控局面，為此，我們需要更加文明，去支持那些敢當風險的政治家，去獎賞那些跨越分歧、追求妥協的領袖。

這麼做並非易事，部分原因就在於，改變人們對話方式的不僅是社交媒體。我們在手機、電腦和電視上受到的不間斷的新聞轟炸，都讓我們自以為在獲取知識。然而，許多渠道、事實以及解讀，或者充滿了疑點，或者充斥着黨爭立場，或者就是謊話連篇。

作為一家媒體公司的老闆，我見證到了市場環境的變化。如今的人們會選擇那些能印證自身政治信念的有線電視頻道和網站，而不會選擇那些能啟發和挑戰他們信念的資訊來源。由此，我們在政治上變得日益疏隔，我們對於持不同觀點的人也愈加排斥。

請思量一下：在1960年，只有4%-5%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表示，如果家人與對立黨派的成員結婚，會讓他們感到失望。而到了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民主黨人和二分之一的共和黨人都表示，他們不贊成這樣的婚姻。回到1960年，大部分人恐怕難以想象，跨黨派婚姻會面臨到如此大的阻力，而跨種族婚姻以及同性婚姻會獲得如此程度的接納。

儘管我們在文化包容性上取得了種種的進步，但是在政治包容層面，我們卻搞錯了方向：競選集會越來越暴力，社交媒體的話題越來越刻薄，而校園裏的師生們也開始對政治對手實施審查。

儘管美國的政府體系十分強韌，但民主體制卻相當脆弱：煽動者們永遠在蠢蠢欲動。要阻止他們，首先，我們必須極力推崇開放的頭腦，我們必須要求政客們提出切實的解決方案，而非尋找替罪羊，或大開空頭支票，同時，我們也要用選票去獎賞那些腳踏實地的政客。

1928年，共和黨人曾許諾讓“人人有肉吃，家家有車開”。他們也因此掌控了國會以及白宮，而一年之後，人們並未看到肉和汽車，而是迎來了“大蕭條”。

今天，當一位民粹主義候選人許諾提供免費大學、免費醫療以及一匹小馬駒，而另一位候選人許諾要讓別國為我們的需求買單時，我們要切記：那些許你免費午餐之人，必會在早餐時將你生吞活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