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來歷的資料

關於文字的起源,自古以來各家眾説紛紜,圖畫起源説是目前主流觀點,我認為,可以在肯定圖畫作為漢字主要起源的同時,不能否定結繩,契刻,八卦等形式在文字產生和發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可以把結繩,契刻,八卦認為是次要起源。下面是小編整理的漢字來歷的資料，大家不妨參考下。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當我們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樹枝上刻下歷史性的一筆時，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跡，文字的發明與使用記錄了原始人類的生活起居及從事的社會活動，例如打獵，祭祀，很好地傳承了古國文明，可以説文字的產生，是當時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經訓》)雖然是誇張的描述，但也可見文字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因此，關於文字的起源，歷年來各家眾説紛紜，據《易•繫辭》、《老子•八十》、《莊子•胠篋》、《説文解字•序》,在倉頡造字之前我們的祖先曾用結繩記事。此後，“太昊,伏羲氏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然後是“倉頡作書”，即有結繩説，契刻説，八卦説，圖畫説，原始意象説等，且各説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勢。圖畫説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內容上的豐富含義得到文字學家們的普遍認可，並命名為“文字畫”或“圖畫文字”(裘錫圭先生贊同“文字畫”)，唐蘭先生用“文字等於圖畫加上語言”支持圖畫説。從信息學的角度來説，“文字畫”説包含的信息量明顯大於其他表現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圖是個強有力的證據。圖畫給人的直觀感受即是彎弓搭射箭去射，這是顯性的信息量;隱性的信息量是該圖以直觀形式作用於人的大腦，通過大腦的加工，聯想與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論是射人，射馬，還是射虎，”，這是結繩，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們往往認為圖畫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態。我認為，圖畫是作為漢字的主要起源的，結繩，契刻，八卦可認為是次要起源，為研究文字的產生和發展起着不可抹滅的作用。

在文字產生之前的古代社會，原始記事主要可以歸納為實物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三種方式各施其職，實物記事與符號記事可以説是原始人類為幫助記憶的最初嘗試。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發生和發展,在結構上有兩個系統,一個是刻劃系統,另一個是圖形系統。”“刻劃系統應在圖形系統之前,“因為任何民族的幼年時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畫客觀形象而要能象,那還需要一段發展過程。”等系列觀點的提出和史前刻劃符號的發掘極大地震撼了“人類文字起源於圖畫”的理論。首先,從工具性角度出發，刻劃，記號，圖畫等視覺符號形式的存在狀態都是以“原始人類”的需求為出發點，作為客體，它們之間並無高低優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達工具，都是滿足使用主體不同的需要，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其次，從主體行為的主動性來説，遠古人類之間的人際關係是很簡單的，更不帶政治色彩——將主流的意識形態強加於他人之上，也就是説，選擇結繩，刻劃或圖畫是有相對自由的，雖然有些學者根據汪寧生先生的《從原始記事到文字發明》一文的調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劃記號”只是一種“隨意的刻劃記號”的結論,認為它們既“沒有社會性”、“本身也沒有自我説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傳達不了”，這種説法未免太絕對化和武斷了，圖畫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認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的結繩記號同樣也負載着一定的'信息量，遠古人類用隨意的結繩動作有意識地保存記憶，避免遺忘。我們説“文字是人類社會的交際工具”，結繩也是作為原始交際工具在幫助記憶的同時，也作為相互交際往來的憑證，“工具”性質是可以肯定的，從這點上足以説明結繩與文字之間有一定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排斥結繩起源説可以説是否定結繩記事的這段歷史。結繩的方式雖然簡單，但足以表達簡單的意思，例如記憶與盟約，而且在後代結繩方式亦有遺蹟，如朱熹記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結繩記事，並父子相傳，林勝邦亦考證過硫球結繩法分指事會意兩類，凡物品交換，租税賦納，用以記數者，則為指事類;結繩記事也成為後來有些漢字的取象之源，如漢字中的、、等字即取象於結繩，唐蘭在《中國文字學》中認為，在聲符文字未發生以前，圖畫文字裏只有極少數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圖畫文字演化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據上所證，象形字與會意也可以在結繩記事上找到一點證據，可見，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前奏和預演，結繩記事是文字產生的準備。

契刻是遠古人類在結繩記事的基礎上創造的用於幫助記憶數字的一種方法，契字做動詞，《釋名》説：“契刻也，刻識其數也”，由於數目記憶的困難，所以刻木來作為一種信約，由於古代文獻的大量記載，如《管子•輕重甲》、《列子説符》、《易林》、《曲禮》等，文字家們對契刻説給予了適當肯定，認為契刻的“約定俗成”的性質已經十分接近文字，已經帶有書寫的性質，然而仍不承認它是文字的起源，雖然有人推測漢字的一到八數目字來源於契刻，但不能作為有力證據。我認為，契刻的符號與漢字是相當接近的，服從於交際需要，具有“約定俗成”的特徵，服務於小地區，小範圍人們的交際圈，從認知學的角度，遠古人類的簡單思維已經創造了奇蹟。刻劃符號與人類思維具有直接的關係。為使對事物的直觀認識能夠保存，於是藉助一定的形式(刻劃)來實現，刻劃的符號即代表現實中的事物，若我們把遠古人類為保存原始記憶的意圖叫做“意”的話，通過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圖象即刻劃的符號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圖式，可見遠古人類有了“我手寫我口”的可能，雖然這些刻劃符號並沒有語音形式，但無語音並不妨礙小範圍的交流，並不影響突破時空限制的記憶，雖然所記憶的內容十分有限，只限於簡單的具體的事物，但“約定俗成”的性質和工具的職能足以證明它在文字產生之前的重要性，作為次要來源來説，並不過分。

由於各種起源説都有一定的道理，贊同一種起源説而排斥另一種起源説顯得太主觀化，還有學者折衷一説，認為結繩和象形漢字之間有個中間環節，即是以“河圖洛書”為代表的原始“數字卦”，闡述思路是結繩主要是用以記數的，實際上結繩是原始的數字形式，先民用這種原始的結繩數字進行占卜，“河圖洛書”正是這種原始結繩數字排列而成的數字卦圖式，這些圖式可以排演出眾多的數字卦，不同的數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間的相互聯繫，可以説數字卦粗略地具備了文字的功能，但這些數字卦所代表的內容畢竟讓人難以把握，為了更形象準確地記錄數字卦所藴含的內容，掌管卜筮的巫師們才逐步地發明、創造了象形漢字。

實際上，各種起源説法都有其理論基礎，然而我要説的是，人們在重視事實考證的同時，忽視了最本質最重要的問題，文字學家們懷着崇敬的心情審視中國古文字時，懷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謂文字成為衡量的標準，裘錫圭認為，語言文字學者可以分為狹義和廣義兩大派。狹義派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廣義派認為，人們用來傳遞信息的，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認為這種分歧只是使用術語的不同，很難説這裏面有什麼絕對的是非。然而實際上，文字的定義卻成為探索文字起源的關鍵。也就是説文字學家對文字定義存在廣義和狹義的區別，由此導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時的理論基礎不同，驗證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會有各種文字起源説。狹義派的觀點是：“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書•序〉正義》)這句話道出文字的性質。文字是為了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中國的文字是方塊漢字，自然，狹義派文字學家以這定義做衡量標準，以古推今，進行嚴格的一一對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號界限分明，結繩記事，契刻記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條件，如不代表語音，只是遠古人類隨意做的記號，一個個繩結並沒有同語言中的語素或詞建立起固定的聯繫，認為漢字是高級的符號體系，其複雜的構形是不可能從簡單的契刻演變而來的。從固有的文字構形來判斷史前符號，根據商、西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漢字發生的源頭較近，絕大多數文字個體是通過象形的誘導產生的圖形式文字，文字符號與它所代表的詞之間的聯繫，很明確地表現了漢字與圖畫的淵源關係，“文字本於圖畫，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讀出來的圖畫”;廣義派文字學家在“用來傳遞信息，表示一定意義的圖畫和符號”的理論指導下，支持圖畫説的基礎上，又提出了結繩説，契刻説，八卦説，從宏觀角度來説，只要可以用來傳遞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義，都可以作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證據。根據目前考古工作的進展，我們沒有有力的證據非常肯定地説圖畫説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當的説，這是主流觀點，也有人持否定意見，認為以指示性的圖案作敍事型的描繪的“圖畫文字”在中國尚未發現任何痕跡，而古埃及前王朝時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圖畫的形式來表示的。不能因為甲骨文中象形字數量眾多而斷定漢字起源於圖畫，但大部分文字學家如唐蘭，裘錫圭還是持肯定意見，我認為，在沒有確鑿證據之前，可以像廣義派的做法，認為圖畫説是主要起源，結繩説，契刻説，八卦説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豐富文字起源説的理論，形成多元化的觀點，但其中還是有主次之分的。

　　結論

通過上述分析，在文字定義做廣義和狹義區分的同時，我覺得有必要對文字起源説也做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在遠古人類時代，結繩，契刻，八卦，圖畫作為符號形式，依表達者的需要來選擇，處於一個較自由選擇的階段。圖畫符號以其整體的優勢(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説的基礎,但從廣義上來説,可以把結繩説，契刻説，八卦説做為次要起源來補充和發展漢字起源的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