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年會上閉幕詞

各位社會學界參會者，各位尊敬的領導，各位來賓：

在今天有限的時間中，我想着重説説三個“學”，即“學會、學派、學術”。

首先是學會。與改革開放幾乎同步成立的中國社會學會，到今年差不多已經有了36年的歷史。我們的會長，從第一任會長費孝通算起，歷經袁方、陸學藝、鄭杭生、李培林、宋林飛，再加上這次剛當選的第九屆新會長李強，也已經有7位了。會長的任期幾經改革，總的來説是漸趨合理的。在學會的制度建設中，學術年會制度的建立是其中影響最大、效果最為顯著的一項。這是在1990年北京換屆會議上，我作為新當選的副會長在大會發言中提出來的。

當時這個建議得到袁方會長、另一位新當選的副會長陸學藝等的支持，併為大家所採納和付諸實施。記得我當時説了這樣的意思：“學術是學會的生命線，年會制度表明我們有定期的學術交流和探討;每年出一本年會的論文集，就能使我們的學術交流和探討以具體的成果體現出來。”[1]學術年會制度從1991年在天津年會開始，到這次20xx年武漢年會，差不多已經繼續了四分之一個世紀25年了，已經辦了24次。除了學術年會制度，還進行了其他許多制度的建設。現在學會的工作越做越好，平台越做越大，得到很大發展。我們的學會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學興旺發達、充滿追求、團結有為、規範有序、香火相傳、後繼有人的一個標誌。我建議，本着改革的精神，好好總結中國社會學會建設的經驗和不足，把它建設成為一個更好的學術平台。同時，很多事實也告訴我們，歷史往往是容易被忘記的，但是歷史是不應該被忘記的。我們學會的歷史，應該是中國社會學界的的寶貴財富，它必將在中國學會發展史上，留下重重的、值得我們社會學界自豪的一筆。

其次是學派。學派是學術發展的最實質性的平台。有無學派，特別是有無著名的學派，是一個學科是否繁榮、是否有活力、是否成熟、是否有社會影響力以致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標誌之一。如果一個學會有一些影響大的學派支撐，相互友好爭鳴，學術的質量、學術的水平，就會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學會要支持有條件成為學派的社會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當然，學派的建立和發展，需要有一系列條件，例如，學派的形成必須有硬件和軟件，兩者缺一不可。其中硬件就是學術共同體及其支撐設置，軟件就是基本上一致的學術觀點，尤其是根本觀點，即一種學術觀點特別是其中的根本觀點變成學術共同體的共同觀點。本人創立的中國社會運行學派，在前些年努力的基礎上，在學校和院系的支持下，在硬件和軟件建設上，都取得了一些進展。例如在硬件方面，近幾年創辦了兩本正式的學術刊物，一本《社會學評論》，這本刊物已經出版了九期，人民大學已經定它為C刊;另一本《社會建設》，這是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新批准的，以社會工作和社會政策為主要方向，下半年即將出版，也要儘快辦成C刊。這兩個雜誌，是人民大學主辦的，但也是我們整個社會學界的財富，希望大家大力支持，而且我們已經得到了、感受到大家的支持，這是我們特別要感謝大家的。還有一個北京鄭杭生社會發展基金會，三年運行已經資助了154名碩士、博士和青年學者。所有這些，我都把他們看作是對我們社會學前輩事業的繼承和發展，都是以前輩為榜樣，儘量為學界的後來者多留點東西。學會的論壇這個形式很好，今年已經發展到53個。同時我們的專業委員會也有了28個。如果從學派建設的角度看，我認為，每個論壇、每個專業委員會，實際上都這樣那樣凝聚着學術共識，增強着學派意識，推動着學派建設。我希望，在座的各位，特別是學科帶頭人，要重視學派意識，有條件的，要加強學派建設。

第三是學術。這些年如何做社會學的學術，大家都在探索。這裏我簡要的提出幾點供大家參考。

首先，要注意社會學學科的發展趨向，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的各種“轉向”，例如社會學的語言學轉向、社會學的元理論轉向、社會學的綜合性轉向等，最近，我在社會學視野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論述社會學的歷史學轉向。用世界眼光，立足中國社會大轉型的現實，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關注社會學學科的發展的潮流、趨向，我們的學術研究，才能高屋建瓴，才能把學術的國際性與本土性結合起來，才能避免種種井底觀天的狹隘眼界和邊陲思維。這也是我們一直提倡把現代性全球之旅的長波進程和本土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兩者結合起來的主旨。

其次，要注意社會學理論在應用中創新。綜觀社會學從古典到現代的過程，無論中外，理論都是在應用中深化、擴展和創新的。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把辯證法應用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複雜關係時，提出、深化、拓展和創新了唯物史觀這一社會學的元理論或社會哲學的。同樣，西方社會學的實際奠基人涂爾干，在把社會事實的理論應用於相應的社會現象時提出和創新了“自殺論”等實證社會學經典理論。另一個實際奠基人韋伯則着力於發現社會現象的主觀意義，提出了充滿新意的“理想類型”、權威分類等理解社會學的理論。此後，無論是集西方社會學大成的帕森斯，還是當代社會學的“新三聖”——吉登斯、貝克、哈貝馬斯，都是在應用中創新他們各自的理論的。中國社會學的情況也不例外。嚴復把羣學定義為研究社會治亂興衰的原因以及所以達到“治”的方法和規律的學問，費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等等也都是如此。受到這樣的啟發，我們一直注重理論的應用。例如把理論應用於城市發展和基層社區的調查研究，這方面我們近十年來已經出版了兩套書10本書。正是在實地調查中，我們概括出社會建設、社區建設，是要在市場經濟陌生人的世界建立人際關係和諧的社會共同體，是要在價值觀開放多元的時代促進凝聚力強的意義共同性，即社會共識。

再者，要錘鍊理論自覺階段的社會學的基本功。我把它們歸結為“三再、兩氣、一追求”。 這裏，“三個再”，就是“再評判、再認識、再提煉”，它們代表中國社會學必須面對的三種基本關係：中西關係，今古關係，理實關係——理論與現實、理論與實踐的關係。這我在去年年會上已過了，也在今年三月的人民日報上也發了。這裏“兩個氣”就是“只有接地氣，才能有底氣”。我把“接地氣”的概念擴大了，從學術的角度講，接地氣至少可分為三種，即接現實中國的地氣，歷史中國的地氣，中國立場觀點的地氣。而所謂“底氣”，則是指對所談問題説話有根有據，把握十足，很有自信。在學術上説，這種學術底氣，就是在理論自覺基礎上的理論自信，就是有了某種程度的學術話語權。這篇文章是今年3月15日在南開大學舉行的“新改革時期中國社會學的傳承與創新學術研討會”的主題講演。這裏“一追求”，就是追求“真善美”。費老在《試談擴展社會學的傳統界限》一文中提出，社會學既有科學性，又有人文性。這是一個了不起的判斷。對中國社會學的意義尤其重大。因為中國社會學過度以實證主義的為主導。人文性一向是忽視的。費老的提法，對以實證主義為主導的社會學是一個振聾發聵的衝擊。這裏科學性指“真”;人文性指“善和美”。這用中國學術傳統的説法，就是追求真善美，提升精氣神。科學性和人文性、科學精神和人文關懷的關係，猶如形影相隨，不可分離。社會學研究中的許多問題，如果僅憑單純的科學性，並不能發現其真實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往往要靠人文性才能找到原因和解決之道。所以，社會學研究非常需要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像“社會弱勢羣體”這樣的概念，既表明了對社會地位方面存在的分化和分層事實的客觀觀察，也表達了對“強、弱”區分這類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深切關懷，科學性認識與人文性視野這兩個方面兼而有之。費孝通晚年總結其一生的社會學研究經驗，感悟並正式提出社會學兼具科學性與人文性這兩種性質，是非常正確的。它是拓展社會學領域和視野的前提，對我們既堅持社會學的科學性，又避免單純科學性的片面性，非常重要。堅持社會學的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統一，之所以是基本功是因為，忽視人文性使得社會學研究是片面的狹隘的，會把許多應是社會學研究的東西，排斥在社會學的視野之外。

我們這次武漢學術年會的主題是;全面深化改革與社會治理。對於社會治理我們也要這樣來研究。今年第三期《社會學評論》發表了四篇由一流學者撰寫的社會治理文章，主要也是採用上述學術路徑寫成的。大家可以參考。

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