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梅戲《女駙馬》的喜劇風格

《女駙馬》是在《天仙配》之後又一個獲得廣泛影響的黃梅戲代表劇目。

《女駙馬》是在黃梅戲傳統劇目《雙救主》的基礎上改編而成的。《雙救主》不屬於黃梅戲“三十六大本”之列，新中國成立以後，安徽省潛山縣老藝人左四和獻出這個劇目的抄本，1958年，由安慶專署黃梅戲劇團將它改編整理(王湛、楊琦執筆)，更名為《女駙馬》，剔除了原作中的封建糟粕，並豐富了劇作的內容，排練後參加了當年安徽省第二屆戲劇會演。1959年，安徽省黃梅戲團在安慶改本的基礎上又進一步加工提高，形成了新的演出本，由陸洪非執筆，遂使之成為繼《天仙配》後又一個影響廣泛的黃梅戲代表劇目。

《女駙馬》描述的是這樣一個故事：馮素珍與李兆廷因父親同朝為官，從小就同窗共硯，有了感情，兩家也訂下了婚約。然而數年以後李兆廷父親遭受陷害，家道衰落，馮素珍的父親馮順卿和她的繼母在李兆廷前來借貸時提出退婚，將馮素珍許配京中的劉大人之子。馮素珍暗中贈銀李兆廷，被家人發覺，馮順卿遂將李兆廷誣為盜賊。馮素珍為救李兆廷，女扮男裝，冒名進京應試，得中頭名狀元。豈料皇帝在宗師劉大人的作伐下招她為駙馬。此時馮素珍也找到了失散多年已為八府巡按的哥哥馮益民，但馮益民也無良計救她。在洞房之中，馮素珍向公主道出真情，又曉以利害關係，使公主不得不幫助她向皇帝求情，終於化險為夷，馮素珍被皇帝招為義女，與李兆廷團圓，公主也與馮益民成婚。

與《天仙配》的悲劇基調不同，《女駙馬》以喜劇為其風格特色。它描寫的是一個弱女子的勝利和封建家長、官僚乃至帝王失敗的故事，劇本前半部雖有悲愁場面，但就整個劇本而言，它洋溢着鬥爭的歡笑和勝利的愉快，給觀眾帶來的審美愉悦是——笑。

喜劇的創造，有賴於對人物性格、行動的“不和諧”因素的挖掘。黑格爾在《美學》第三卷中説道：“本質與現象之間及目的與手段之間的每一種差異都是滑稽可笑的，由於這種矛盾，現象全被取消，而目的在實現時成為笑柄。”別林斯基也繼承了黑格爾的這一觀點，認為“喜劇的要素是生活現象與生活本質、生活目的之間的矛盾”。生活中的“不和諧”現象很多，被作家寫入文學作品中，又必然帶上一定的道德評判，由此又形成了歌頌性喜劇與諷刺性喜劇。《女駙馬》的喜劇藝術風格，正是建立在對人物性格、行動和生活情境的“不和諧”因素創造的`基礎上，同時歌頌與諷刺並舉，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馮素珍是劇中被集中歌頌的女性，作者為她設置了兩重“不和諧”情境，一是女扮男裝，二是考中狀元。男性身份要求她假扮莊重，而狀元身份更要求她遵從禮儀、文質彬彬，同時，還要時時保持這種男性狀元的身份，不能泄露女兒之身的祕密。然而，作者又賦予她天真活潑的性格層面，於是在“狀元府”一場中，性格與身份的不和諧便產生了：唱過“為救李郎離家園”一段後，春紅喊她“小姐”，她提醒對方“嗯——”，春紅急忙改叫“狀元公”，她答應後，卻又叫起“春紅”來，又為春紅所提醒改叫“李龍”。這樣的不和諧產生了強烈的喜劇效果，妙趣橫生，令人忍俊不禁。接着，第二重不和諧的情境出現，她本是女狀元，卻被當做男狀元招為駙馬，“不識奴家真面目，招我紅粧為駙馬”，“洞房”一場的開始，作者就用一段幕後伴唱突出了這一不和諧情境：

女：龍鳳花燭耀眼明，洞房之中喜盈盈。

男：他那裏緊鎖雙眉心不定，

女：她那裏滿懷喜悦做新人。

男：他那裏心驚膽又戰，

女：她那裏一心一意結同心。

男：他那裏假把詩書讀，

女：她那裏脈脈含情看郎君。

男：一個喜來一個憂，

齊：紅粧一對怎能配婚?

不和諧之處正是“紅粧一對怎能配婚”。正是在這一情境之中，馮素珍的聰明才能得以充分展現，先勸服了公主，又與公主在金殿上戲弄了劉大人和皇帝，巧妙地保護了自己，贏得了勝利。

與對馮素珍的歌頌相反，作品對劉大人和皇帝進行了嘲弄和諷刺。劉文舉既聰明又糊塗，聰明在於熟悉官場奧祕，處處迎合聖意，盡獻媚討好之能事，以求“升官又加封”;糊塗在於為皇帝招了一個女駙馬。這兩者構成了他性格的矛盾，表現為主觀認識與客觀實際的不和諧。“金殿”一場戲中，他誇讚着馮素珍的才貌：“老臣我天下舉子見過千千萬，從未見過像駙馬這樣博學多才，真是皇家的棟樑，我主的洪福，公主的如意郎君。”明為誇駙馬，實則向皇帝、公主邀功，然而他的主觀認識和客觀事實相距太遠，卻絲毫不知道自己為皇帝招的是個女駙馬，聰明建在糊塗的沙灘上，醜力求自炫為美，喜劇性就愈加強烈。當馮素珍身份明確後，馮益民前來請罪時，劉文舉又想出個“好主意”，建議招馮益民為駙馬，他誇讚馮益民：“眉清目秀美容貌，滿腹經綸文才高，天下舉子我見多少，只有他才算得當今英豪。”剛才誇過馮素珍的話這時又重複了一遍，前後態度、言語的不和諧表現了他為升官加封而邀寵獻媚的醜惡本質，愈加可笑。在這一場中，作者還巧設戲弄的情境，讓劉文舉和皇帝自我諷刺。馮素珍將自己的經歷編為前朝“故事”講給他們聽，皇帝説：“那個皇帝真是太糊塗了。”劉文舉也隨即附和：“那個媒人也是有眼無珠呀!”“要是出在我朝，定要定他一個失察之罪!”然而他們全然不知，自己就是那糊塗的皇帝、有眼無珠的媒人，主觀認識的錯誤使他們出盡洋相，成為笑柄。

魯迅説，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莫里哀説：“一本正經的教訓，即使最尖鋭，往往不及諷刺有力量;規勸大多數人，沒有比描畫他們的過失更見效的了。惡習變成人人的笑柄，對惡習就是重大的致命打擊。責備兩句，人容易受下去;可人受不了揶揄。人寧可作惡人，也不要作滑稽人。”《女駙馬》對劉文舉和皇帝的描寫運用的就是這樣的諷刺筆法。特別是劉文舉的形象，是一個否定的喜劇形象，作品深刻揭示了他身上的“無價值”和“惡習”，讓他變得滑稽可笑。對劉文舉、皇帝否定的笑與對馮素珍肯定的笑構成了《女駙馬》笑的二重奏，使它以喜劇藝術的精品列之於黃梅戲乃至新中國成立後優秀戲曲作品之中，成為深受觀眾歡迎、影響廣泛的代表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