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紀年為題的散文：莆田農民怎麼紀年

編者按：朱祖厚，莆田四中英語教師，2010年退休。初學寫作，平鋪直敍，無文采可言，但追求真實，態度還算認真。

小時候我問母親出生年份，她説不知道，只説“我肖雞”。我問她你哪一年和父親結婚的，她回答説我們和某某夫妻“倫理同庚”。我感到驚訝，母親沒有上過學，竟然會用“倫理同庚”這四個字。過去莆田民間説法，女人生孩子“一手撐鋪岑，一手撐棺岑”。冒着生命危險生下孩子，是母親最驚心動魄最輝煌的人生事件和時刻，因此銘記了我們四個兄弟和兩個妹妹出生的農曆月份和日子，年份倒是無關緊要。

那時大多數人是文盲，民間沒有使用公元紀年法，甚至很少説“民國xx年”。但是人們需要在時間和人事座標系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以此確定自己的人生位置、高度和價值，方有更大的信心往生活的更深更遠處前行。他們無法説出年份，就用事件名稱來記事。這好比用象形文字來取代年份數字。

我從小聽到老一輩説戚繼光在黃石和林墩打倭賊的故事。他們説“戚繼光打倭賊時節”，我也從未想去了解到底是哪一年。百度一下，原來是1562年，嘉靖四十一年。聽到的故事唯一有具體年份的是光緒廿八年，莆田“老鼠瘟”(鼠疫)蔓延得特別嚴重，很多人家死光絕户。查記載，涵江哆頭一村就死亡400多人。多得多的瘟疫發生在歷史的荒山野村，了無痕跡。

過去無論鼠疫還是霍亂或天花等瘟疫流行，莆田民間都稱之為“壞光景”，人們説“大瘟爺船”下錨在有死人的房頂把死人的魂捉走，然後起錨又去下一家。我小時候“大瘟爺船捉”是老一輩的罵人口頭禪，有時惡毒有時是調侃，更多是作為習慣了的純粹插入語，無任何意義，這都視語境而定。老家村裏有一個典故，説那年“壞光景”，某某人一家死了好幾個人，他當時是十多歲少年，死了沒有人收埋他的屍體，兩三天後忽然起死回生，活了過來。有人問他死後情形。他説“我在大瘟爺船上偷拿了“柴夾”(莆田話，劈柴刀)，被他們發現從船上推下來了。”少年家庭貧困，不識字，老實巴交，沉默寡言，解放後還入了黨，後來活到六十多歲。他自己和聽的人都説不清是哪一年中了瘟疫。

我查閲了網絡上的《莆田歷史大事記》：民國16年(1927)霍亂大流行，單莆田城區3天內就死亡100多人;民國18年(1929)莆田縣鼠疫大流行，七步、郊東兩村800多人口中就死亡300多人;民國29年(1940)，莆仙兩縣霍亂大流行。莆田城廂中秋節一天就死亡104人;仙遊城關街無行人，死者不計其數。書峯梧壟全村53人中僅3人倖免。也許是因為還有許多其他年份都有疫情，所以我小時候幾乎沒有聽到老人們特別提到“民國16，18，29”這三個年份。我的一位親族長輩就是民國3年中了鼠疫去世的，拋下寡妻孤女，才23歲。

從小就聽説了抗戰時“日本仔炸橋兜橋”，把橋頭將軍的頭炸掉了，可就是不知道這是抗戰的哪一年。剛才在網絡上搜索到：民國30年3～9月，日機又多次轟炸涵江、三江口、鎮前、寧海橋和仙遊縣城，毀民房、校舍百餘間，居民死9人、傷17人。原來是1941年的事。我老家生產隊隊長也不識字，年輕時和村裏好多小夥子一起去“走番”— 下南洋謀生。他説過他在新加坡看到當地土人要把豬肉放置到腐壞生蟲子，然後圍住腐壞的肉跳舞慶祝，然後把蟲子收集起來吃。我問他們是哪一年下南洋，他説是“未打日本鬼時節”，也説不上來具體年份。當年一大批青年去南洋謀生，這是莆田歷史上的`一件大事，至今似乎無人重視。

那年解放都有七八天了，村裏人才知道已經“換朝代了”，但是不知道那是1949年。然而從土改開始，就有了集體記憶，開始以政治事件為紀年依據。人們不知道土改分田是在1951年，只説“土改那一年”。隨後是“普選那時候”。那是新中國的民主嘗試，以不記名投票選舉鄉長(相當於現在的村長)，每一户一個人代表，拿着分到的豆子，投到寫着候選人名字的盒子裏。不認字的由工作組成員介紹哪個盒子是哪個候選人的。這個時候開始，政府規定各家各户每年必須把一定數量的糧食平價賣給政府，這叫做“統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