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的賞析

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中談論中國文化是一個相當令人痛苦的話題，這種痛苦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這個問題本身所表現出的複雜性早已遠遠超出幾乎所有學術先驅者們最大膽的猜想，所有那些曾經貌似有價值的討論和一度簡潔優美令人信服的論説都逐步無可挽回地喪失了原有的説服力，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這種每況愈下的趨勢並無逆轉的可能；另一方面是這個話題也難免會牽動我們的某些感情，從壞的角度講，面對百餘年的“喪權辱國”的近現代史，恐怕沒有哪個中國人能真正做到無動於衷，而從好的角度講，將延綿數千年的封建制度中可能包含的“燦爛文明”均化作“一團漆黑”，這等見解作為一種短暫的、輕率的甚至意識形態化的態度顯然不會有持續的生命力。據説，關於文化的定義至今已有數百種之多，雖然我們更願意將它視作一套某一時段內覆蓋某一社會諸方面的綜合符號體系，其中包括各種不同品質的———藝術的、思辨的、政治的代碼，但更通行的見解似乎較傾向於將它作為一套有確切指向的價值觀念。從後一角度出發，通過若干古文獻的鈎沉，不同學者，無論其背景如何，總能或深或淺地尋找到它的吉光片羽。從清末“中體西用”開始到五四前後有人要砸爛“孔家店”，有人要“整理國故”，一直到今天，關於中國的這些文化遺產的評價經歷了不斷的波動，有時被罵得一錢不值，有時又被捧得價值連城。由此又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的形象並不那麼清晰，百年來我們獲得的成績只怕不大，真實的答案可能不僅是在民族自大狂和歷史虛無主義之間尋找平衡那麼簡單，現在，尋求對於自身歷史和文化的有效力的解釋，仍然是一種嚴肅的、不能推卸的責任。

當上述的痛苦還沒有開始吞噬人們的心靈，而意識形態領域也還沒有定於一尊的時候，對中國文化抱“瞭解之同情”的學者們在反思傳統時多數還能採取樂觀的態度，但很快這個反思過程在國內就因為政治上的因素而被迫長期中斷。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文化的問題重新回到大陸學術界的視野當中。張岱年先生的《文化傳統與民族精神》，就是這一時期的產物。張岱年先生是著名的哲學家，原籍河北省獻縣，1909年出生於北京，早年受其兄張申府（崧年）的指導，開始學習哲學。張申府是國內最早對英國20世紀初分析哲學有專門研究的學人，可能受他的影響，張岱年從事哲學研究後，一開始就表現出了相當的專業水準，他於1935～1936年寫成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乃是中國近代第一部系統論述中國哲學範疇的專著。胡軍曾在《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撰文指出，張岱年是中國現代哲學界邏輯分析方法的積極提倡者，羅素、穆爾和金嶽霖等人的邏輯分析方法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他。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張岱年就對什麼是邏輯分析方法、邏輯分析方法的對象、邏輯分析方法與辯證法和直覺方法之間的關係等問題做了深入細緻的探索。同時他大膽地將西方種種哲學範式引到中國哲學的研究當中，積極地運用邏輯分析方法來剖析中國哲學概念的含義和建立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系，並試圖把邏輯分析方法和唯物論結合起來作為考量中國哲學的標尺。

張岱年是嚴格意義上的專業哲學家，課文中他卻運用了另外的思路來談論“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這樣雖不能説沒有哲學意味但絕對不是嚴格的`哲學命題。課文涉及的內容，曾經被不同立場的學人們廣泛討論，討論中的代表性人物，大約可以分成兩派：具有新文學創作背景的文人和具有學院派背景的學者。兩大陣營內部對中國文化精神的態度也並非一致，比如前一陣營中，最早從正面以肯定的態度來系統談論此問題的人之一是辜鴻銘，他在《中國人的精神》一書裏，談到中國人是“温良”的（gentle），中國遵循一種“良民宗教”。林語堂在他的《中國人》中也試圖説明中國人是一個文明優雅的族羣。角度類似但立場不同的魯迅先生對中國人“國民性”的討論影響更加深遠，“狂人”和阿Q無疑是新文學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上述幾位都屬於文人一脈，無論是揭示了自己想像的中國人的正面還是反面，他們的立論，均着眼於中國人當下所謂的“人性”。學者型的研究者對具有主觀意味的人性問題不感興趣，他們更關心表現出客觀屬性的所謂的“文化”，而一種文化的性質如何，並非僅從當前時代的歷史剖面就可以看出，對傳統的歷時性研究也是極為必要的。當然，文化屬性最終也是要落實在某些人身上的，否則只是無意義的虛懸的價值觀念而已，學者們不過為了保持討論問題時的客觀和嚴謹，而希望將文化傳統作為可靠理論標準建立起來。以歷史的眼光看，學者們對中國文化傳統的判斷更加紛繁多樣，拋開那些消極的觀點不談，採取積極的態度研究文化而得到的見解也並不統一。比如史學家錢穆在《中國文化史導論·補跋》中把中國文化概括為一種“天人合一的人生之藝術化”的觀點就非常有代表性，這種講法至今在海內外還有相當影響力，而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牟宗三和徐復觀都講到中國文化傳統貫穿着一種“憂患意識”，美學家李澤厚又把中國文化總結為一種“樂感文化”，如此等等，莫衷一是。綜上所見，中國文化是一個很複雜的話題，未經細緻研究，我們恐怕難以輕易接受任何貌似合理的解釋。

現在我們回到張岱年的文章，此文的一大特點就是將分屬文人和學者兩個陣營的話題直接聯繫了起來。如前所述，既然通常人們認為文化與人性不能絕對分開，那麼當上世紀90年代文化討論塵囂再起的時候，有學者試圖融合兩方面的觀點是很自然的。事實上，一切對於傳統的討論，最終的落腳點難免還是當下人的現實生存狀況，我們都希望知道，中國的那些歷史文化遺產是否還能對今天的人們有所幫助。具體來講，這個問題就被表述為中國文化傳統有沒有包含着促進我們迎接現代性挑戰的理論要素，或者説在當前中國人的內心深處，有沒有保留一些還能起積極作用的從遙遠的過去傳承而來的心理特質。此文中張岱年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他把今天中國人的“民族精神”與被認為仍然具有積極意義的某些“文化傳統”聯繫起來，具體將其概括為“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張岱年重新引出《易傳》這樣的古老典籍作為中國人當下的精神資源，不僅僅只是讓人相信某些文化遺產的正面價值就那麼簡單，在這裏，他和很多其他學者一樣，在理論上暗自假設了一種內在於歷史的觀念的連續性，假設存在着某些獨立於歷史變遷的價值標準。

筆者認為在人類文明中，既不存在絕對的人性，也不存在普遍適用的價值觀，每一個觀念、每一個判斷都不能脱離其上下文被獨立使用———這其實也是馬克思的基本看法，但與黑格爾意義上的歷史學絕對毫無關係。具體到張岱年的文章，他所提到的“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這兩個詞的意義必須放到中國古代文明具體的語境當中才能被真正理解，這個語境遠不止於“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對我們這些後世的讀者來講，天地意味着什麼，君子是一種什麼樣的人，而德和物又分別指什麼，《易傳》文本中的這一系列關鍵詞的意義早已遠離我們的生活，這個文本所存在的歷史情境大多數現代的中國人是陌生和隔膜的，沒有相當學術訓練的今人完全不能把握這些文句的真實含義。站在今天的角度，僅從字面上講，“自強不息”似乎還容易理解一些，而“厚德載物”就很難體會。更為麻煩的是，如果要將上述內容直接作為現代中國人的精神資源，僅通過理論描述去追尋其固有意義是沒有用處的，脱離了中國古人所預設的天人宇宙模式和士大夫的道德人格追求，理論上的預設也就無從落實。

研究中國文化時的複雜性主要就來自以往經驗中對於連續性的假設不能成立，傳統已經斷裂，這種斷裂不只發生在話語層面，也發生在現實生活當中，歷史本身只是一系列非連續的片段，今天我們從各個角度都回不到過去。或許浮泛地討論文化傳統並嘗試簡單地將其傳承到現代的企圖不算成功，我們不能直接複製一種消失的生活及其趣味，但這並不意味着反思歷史沒有意義，人文知識必須依靠積累，先行者的每一步都是我們進步的階梯，而如何利用我們擁有的知識來改善今天的生活狀態則是不能放棄的目的。在現有的對文化傳統的各種理解之上，擺脱對連續性的追求，爭取讓歷史呈現出更真實的本來面貌才是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