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愛照亮的一生抒情散文

1921年初夏，林徽因跟隨父親遠涉重洋到了歐洲。法國、意大利、瑞士、德國的一處處文化名勝，一幅幅人文畫卷，讓她敞開胸懷盡情吸收着異域文化。行程在倫敦停留下來，父親總是在忙碌，一個人的時候，她讀維多利亞的小説，讀霍普金斯的詩歌，讀蕭伯納的劇本。入秋了，倫敦進入了陰雨連綿的時節，她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倫敦聖瑪麗學院，父親依舊在忙碌，忙於各種會議，忙於四處講學。屋外清冷的雨已經連續下了幾天了，她忽然感覺一個人的世界有些孤單，人在最孤單的時候，也許總是容易把温暖當成愛情。

倫敦。濕漉漉的季節，孤單的世界裏，她遇見了他——那個充滿浪漫主義色彩，才華橫溢的詩人——徐志摩。

人生有很多奇妙而不可思議的相遇，能在瞬間將兩個全然無關聯的陌生人連接起來，融入彼此的生命，直到終老。當然造化弄人的命運之神實在太忙了，他安排了一場看似極其唯美的“邂逅”——地點，景緻，甚至氛圍都統統考慮周全了，惟獨，忘記了給這場相遇一個同樣完美的結局。

徐志摩原是她父親的朋友，他最愛她父親那句詩“萬種風情無地着”。在與她父親的交往中，他看到了一個梳着兩條細細長長的小辮，彷彿中學生模樣的小姑娘，她發現這個俊秀可愛的“丫頭”居然是一個可以對話的朋友。她能用福建口音的北京話和地道的牛津音與他談很多的文學作品和文學名家，那充滿樂感極富表達力的語言，那靈動跳躍的思維，還有那微笑時隱約浮現的梨渦……這一切聚集成一種磁力，竟讓他有些不能自持。這如溪水滿輕靈清澈的女孩是他的生命中從未出現過的。就這樣他為她用英語背誦《夜鶯頌》，為她講各種趣聞軼事，告訴她英國人的保守、法國人的人性、美國人的淺陋，他為她滿是迷霧的世界帶去了早春一縷和煦的光。

1920年的春，似乎來得特別早。

初春時節，他和她結伴漫步在拜倫河畔。靜謐的小徑，已是綠草如茵，鳥兒動聽的歌聲打破沉寂，漾漾的碧波晃得人有些眩目，也在他的心底泛起了潺潺的歌。他忽然發現，一整個雨季，只要一有空他就撐着濕漉漉的雨傘奔往林宅，原來就是在期待這樣一個晴好的春日，能與她結伴同遊。話語間她不經意的輕輕的笑聲，撒落在他心底，早已是纏繞心神不能丟失的最動人旋律。

那一年，徐志摩24歲，與張幼儀的婚姻路已經走過八年，張幼儀攜幼子在倫敦跟隨他伴讀，他們是門當户對，在父母和親朋友好友的祝福中幸福牽手的。

他是一個為“自由”為“愛”而生的人，他和張幼儀提出希望能夠解除婚約。他是一個足夠勇敢的`人，他全然不阻擋自己內心洶湧澎湃的激情，在他看來，對林徽因的愛就是對愛對美隊自由至善至真的追求。他眼中只有自己的勇敢，他已顧不上這勇敢背後暗藏的一份自私和殘忍。

我無法確定林徽因是曾否同樣深“愛”過徐志摩。

十四歲。這是她初遇他的年齡，一個情竇初開的年齡，那時的情懷是這純至真的，那抹緋紅如四月的芳菲，融進了人間最清麗的姿容，但那抹輕盈終不是生命最終和最穩固的狀態。沾滿露珠的“花蕊”，不勝嬌柔，只有花瓣合攏才能延續成生命果實。而我們總是過早的把這初綻的情懷斷定成“愛”，這是“愛”麼？那些芳菲少了份真實和厚重，終究會散落在遲暮的春色裏，這恰似徐志摩的小説《春痕》中所描繪的：似“遠山的輕靄薄霧”一般，註定讓人憂傷，讓人惆悵。可是多少女子心甘情願沉醉在這樣的迷濛之中，沉醉在這無法握在手卻又時時糾心的情愫裏，只有她，是一個例外。

第二年春天，當張幼儀在柏林為徐志摩生下次子後，徐志摩正式與她離婚。十六歲的林徽因最終“拒絕”了她生命所承受不了的“愛”和“自由”，揮別了“勇決智斷”的他。

曾經我一度以為，是林徽因足夠的“理智”才使她拒絕了這一場充滿跌宕和浪漫的愛，這“理智”來自她童年深刻的烙印。歷歷在目的往事，傷痕依舊，所以她本能的拒絕任何與憂傷沾邊的人和事。她總是在潛意識裏挑比和害怕“傷痕再現”。但我忽視了一點：結束那一場轟轟烈烈的情感漩渦的時候，她才十六歲。

十六歲，應該是對愛充滿迤邐夢想的時節。

到底是怎樣的力量，讓她毫不猶豫地選擇了離開？童年的記憶，性格的因素，害怕殘缺和破碎也許統統都是原因，但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她不愛他。至少，她對他的情感和他所給與她的絕不相同。在他熱烈的追求中，她一定同樣的心旌搖曳過，但當他決定要結束婚姻的時候，她反而從最初的不知所措走向了沉靜。她選擇了離開。

在很多年以後，當徐志摩意外墜機的噩耗傳來，極度悲痛中的林徽因在給胡適的信中寫道：“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是不能改的，事實上太不可能。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

至少，她對他的情感不足以令她將一生的幸福交託與他。

“你給我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我將用一生來償還！”如此鄭重而濃烈的愛的誓言，林徽因同樣承諾過，只不過她要説與聽的不是徐志摩，而是在她看來是她生命中更重要的一個男子——樑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