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秋雨的讀後感

品讀餘秋雨的歷史散文，蔚然成了近年來中國小資的時髦風氣，並帶出了文壇一陣風潮。歷史利用文學獲得“美麗外觀”，而文學利用歷史獲得了“精神深度”。由此帶來的文化狂喜，可以從他散文集的發行量上得到證實。

在這個劇烈變化的時代，餘秋雨做出的努力是令人讚賞的。在我的記憶裏，余文首先在上海的《收穫》雜誌連載，而後被不斷地出版、轉載、報導，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的重要暢銷圖書，甚至出現在幾乎所有的中文網站和雜誌上，與魯迅和林語堂的作品一道成為現代散文的經典之作。一時間，大有不讀余文，羞談文學之風。果真是這樣嗎？讓我們以他的《文化苦旅》為例，看看歷史和文學在這裏是怎樣結構在一起的。

在《文化苦旅》中，我們可以透徹的看到作者採用的話語策略，那就是透着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的傳統“愛國主義”（也即“民族主義”，這正是該書發行時面臨的一種流行思潮），而後在這引導下進入深度操作的層面。

第一篇“道士塔”是一個奠定民族主義基調的重要篇章，它確立了整部書的話語（價值）姿態：王道士以他無知和貪婪出賣了中華文化的瑰寶“敦煌石窟藝術”珍品。這種道德化的母題和“故事”完全符合大眾的“民族主義”走向。不僅如此，作者還使用了一些煽情主義話語記號來強化這種戲劇性的效果，如“傷口”、“滴血”、“下跪”、“懇求”乃至“哭泣”，所有這些意象或獨白都展示了一種露骨的煽情技巧。儘管它從文學技巧上看相當笨拙，但在中國的讀者市場卻是雙重有效的，即點燃了讀者的歷史怒氣，又使之產生了對作品乃至作者的'無限鍾愛，這樣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余文成功的運用歷史隨筆與情感化的敍述方式，引發了大眾的閲讀迴響。儘管人們並未從這些歷史詮釋中獲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歷史中的傳統價值和現代生活的斷裂，獲得了某種修復，舊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麪容遭到了大眾之手的親切撫摸。那麼，在當時所謂“建構大中華文化圈”的大漢民族主義思潮中，余文受到大陸、台灣乃至世界各地華人知識分子讀者的響應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但是余文在市場化的包裝上存在着“媚俗”過火的問題。它太過矯情。再以“王道士”一文為例，由於愛“寶”心切，作者竟打算給道士“下跪”，而為了敦煌經卷的一次虧本的“出口貿易”，作者想為此“大哭一場”。這種行文上的肆意煽情，主要源於，他一方面沉浸在老式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之中，一方面則試圖向大眾或市場尋求最大限度的認可，這兩者最終發生了統一。沒有任何一種統一比這一種看起來更為古怪。

與詩歌相比，中國散文在其歷史進程中始終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散文是詩歌與小説的話語殘渣，堆積在文學史的邊緣，成為每個時代主流話語的底襯。長期以來，以小日子、小情趣、小思想和小筆觸為基本特徵的“小散文”，儘管獲得了城市市民的熱烈掌聲，其侷限卻是不言而喻的。對於一個充滿着闊大意象的中國文化而言，它只能是一種日用文化綴品。這就為所謂“大散文”誕生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理由：散文需要長“大”，需要更為“大氣”的構架和運作。

在我看來，餘進入歷史和政治話語領域是一個錯誤。他旅行於一個他完全不能駕馭的領域，並陷入了闊大的迷津，而更令人擔憂的是，余文依託的那些陳舊的話語體制，正在這個大變革的時代裏緩慢地崩潰。我們應該注意到，所有出現在這些懷舊書頁中的言説都是一種輓歌，哀悼着所有正在隨風而逝的政治、道德和文化傳統。余文並未讓歷史向我們開放併成為我們的，恰恰相反，它顯示了一箇舊式文人的普通特徵：屈從於陳舊的歷史闡述和歷史語法，同時又沉醉在一些細小的話語改造之中，而這樣的文本無疑無法成為新散文的方向。

散文應當從這思想的迷津中徹底解放出來，散文應當終止這種緊張的文化漫行，返回到佇立、安坐或躺的舒適狀態。在一個高速運轉的超級資訊時代，散文完全沒有必要成為思想者的承重之本。“輕小”應當成為散文的常態，而“娓語”才是當代散文的主流。無關乎深沉和淺薄，要的只是真性情，流行散文的真正面貌就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