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經濟思想及產業選擇方法概述論文

摘要：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林毅夫先生就始終將中國的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問題作為自己研究的課題，他通過特殊的視角對中國的農業制度改革以及農業發展、經濟發展戰略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具有獨創性的研究，並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經濟思想。在文中從林毅夫先生的經濟思想出發，對林毅夫先生的經濟思想進行了分析，並就產業選擇方法進行了探討。

關鍵詞：林毅夫； 經濟思想； 產業選擇；

林毅夫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曾擔任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經濟學家等職，也是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的創始人之一，其在經濟領域享有很高聲譽，其觀點對於我國政策導向有重要影響，被認為是最重要的中央經濟智囊之一。因此學習瞭解其經濟思想對於理解我國的經濟、產業政策有很大的幫助。林毅夫的經濟理論總稱為“新結構經濟學”，其經濟邏輯和方法論集中反映在《新結構經濟學》、《繁榮的求索》兩本著作中，值得仔細閲讀，但兩者的篇幅都較大，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全面理解和把握。本文力圖將“新結構經濟學”的內容加以提煉，以儘可能短的.篇幅和儘可能通俗的語言將其總結出來，使讀者能快速對其核心內容有一個概括性的瞭解。

“新結構經濟學”思想概括起來説起來就是全球各個經濟體由於其資源稟賦不同（資源稟賦：擁有資源的豐富程度，比如中國的人口/資本比例遠大於美國，因此相對而言，中國的資源稟賦為勞動力豐富型，而美國為資本豐富型。一般而言我們只考慮勞動力和資本兩種要素），在不同要素密集的產業（要素密集：如重工業資金投入很大，人員投入較小，稱為資本要素密集型產業，而襯衫生產企業人力相對資本投入的比值較大，稱為勞動力要素密集產業）或者同一產業的不同要素密集區段（如同樣是生產襯衫，使用大量工人和使用機器人的企業相比，前者就是勞動力密集區段，後者就處於資本密集區段）中具有各自的比較優勢（比較優勢：某一經濟體由於某種資源較為豐富，即使他對所有商品的絕對生產率都不如另一經濟體，他也可以通過專業化生產密集使用其豐富要素的產品，與另一經濟體貿易換取沒有生產的產品，使得自身福利得到改善，貿易雙方都從中受益。如中國在開放初期，不管是生產襯衫還是生產電腦的絕對生產率都不如美國，但是中國勞動力豐富，因此專業化生產勞動力密集的襯衫，並用襯衫換取電腦，最終使得中美都受益，因為可以證明中國最終得到的襯衫和電腦量比自己同時生產兩種產品要多。因此我們説中國在生產兩種商品上都不具有絕對優勢，但是在生產襯衫上具有比較優勢），因此應該根據自身的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發展與之相適應的產業，這樣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在全球市場中獲取利潤，獲得的利潤不斷積累，使得該國的要素稟賦不斷改變（在勞動力不變的情況下，貿易利潤在一國不斷積累使得該國要素稟賦逐漸向資本豐富的方向漸變，也使得與之相適應的產業逐漸向資本密集方向發展）。

由於世界各國的要素稟賦不同，一國在不同時期的要素稟賦也不同，因此橫向來看，同一時點不同國家適於發展的產業或者產業區段不同（如當前汽車產業在中國蓬勃發展，但在美國底特律逐漸衰敗，因為美國資本非常密集而勞動力稀缺，因此工人工資高，汽車在美國生產成本將越來越高，缺乏價格競爭力；又比如同樣是IT產業，由於美國工資高印度工資低，因此資本密集的設計和創意部分集中在美國，而勞動密集的基礎編程工作集中外包到了印度），世界範圍內各個國家的產業由高端到低端形成了一個類似於“雁陣”的結構。而同一國家在不同時間點的產業發展歷程也由於自身要素稟賦的漸變而呈現變化的態勢（如中國在建國初期資本極度稀缺，要發展重工業等產業難度極大，全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且建立的企業在世界範圍內也缺乏競爭力；但改革開放幾十年後我國資本豐富程度大幅提升，石化等產業蓬勃發展，甚至民營重工業企業都在不斷出現，且企業在世界範圍內都具有競爭力，印證了上述論點）。

因此林毅夫的核心理念就是“順勢而為”，讓一個國家發展自身最適合的產業，得以以最快速度改善自身要素稟賦，反過來再不斷更新自身產業，實現良性循環。在此過程中着眼點應放在提升要素稟賦上，而不是強行要培植某一種產業，因為當稟賦合適的時候，對應的產業會顯得有利可圖，社會資源會自發流向該領域。鑑於中國現在的人均GDP佔美國的比例僅有20%左右，資本豐富程度還遠不及美國，因此產業水平距離其還有一段距離，這也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後發優勢”，在一定程度上美國已經幫助中國完成了一些產業“試錯”的工作，中國只需跟隨就可逐漸縮短差距，因為美國前面沒有路每一步都得自己開路，甚至下一步可能的產業目前都還沒有出現，這個過程肯定不及中國的許多產業循着現有成熟路徑走來得快。當然，由於技術流動的壁壘，這種技術水平差異不見得能夠完全轉化為發展的動能，但這種不均衡帶來的勢能是存在的。

林毅夫的產業選擇方法就是以上述內容作為邏輯框架提出的，稱為“兩軌六步法”，其詳細內容見《繁榮的求索》。該方法着重回答兩個問題：企業應該怎樣識別符合經濟體自身要素稟賦的產業（產業中的某一具體區段道理相同）從而減小在產業升級“試錯”過程中造成的“損耗”；政府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而在我國政府的能量巨大，對產業的引導作用尤其顯著，很多情況下行政干預的權重甚至超過了經濟判斷，這對官員的判斷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這套方法對決策者而言也就顯得更加有意義了。對於企業家而言，“新結構經濟學”的判斷方式一方面有助於識別我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中適於發展的產業以及其中適應要素稟賦的具體區段，找準企業的定位，另一方面也給出了適應國際間產業梯度轉移的企業技術遷移的具體路徑，具有較強的啟發性和可操作性。

參考文獻

[1]徐叔華。林毅夫經濟思想研究[D]。海南大學，2011。

[2]韋森。探尋人類社會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與未來道路——評林毅夫教授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框架[J]。經濟學（季刊），2013，（03）：1051—1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