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盂鼎銘文的書寫特點是什麼

大盂鼎銘文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狀況，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下面是本站小編給大家整理的簡介，希望能幫到大家!

　　大盂鼎銘文的書寫特點

金文就是鑄在青銅器上的文字，古時稱銅為金，所以稱為金文。我們説中國的歷史是唯一沒有間斷的，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文字載體的存在，文字沒有間斷。從甲骨文開始，大篆、小篆、隸書、楷書，脈絡清晰。

大盂鼎銘文雖屬西周早期金文，但書法體勢嚴謹，結字、章法都十分質樸平實，用筆方圓兼備、端嚴凝重，雄壯而不失秀美，佈局整飭中又見靈動，並達到了十分精美的程度，是西周前期金文的代表作，加之器形巨大，造型端莊堂皇、渾厚雄偉，故作品更呈現出一種磅礴氣勢和恢弘的格局，從而為世人所矚目。

著名的大盂鼎 291 字，現藏國家博物館，因銘文中有“ 唯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得名(康王時)。記載了周王對盂的教導和對盂等的冊命、對盂的賞賜;史牆盤284字，現藏扶風周原博物館，因銘文中有“ 史牆夙夜不墜”而得名(共王時)，評價了文、武、成、康、昭、穆、共七代周王的功德，並記述鑄器的微氏家族六代的事蹟;散氏盤357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因銘文中有“我既付散氏”而得名(歷王時)，記述了西周兩個貴族土地踏勘劃界、立約、約定違約處罰的過程;毛公鼎499字，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因銘文中有“毛公對揚天子皇休”而得名(宣王時)，記錄了周王對毛公的教誨及賞賜，是目前發現的鑄有金文最多的商周禮器。

以上幾件舉例之外，現已收藏在各博物館的有銘文的禮器數以萬計，是一部龐大的史料。我們知道商代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主要是甲骨文和金文，西周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主要是鑄於青銅器上的金文，它的可貴之處是，記錄了當時發生的史實，記載了大量的重大歷史事件。反映了西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外交、法律的方方面面。早有學者指出，金文在西周歷史文化研究上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尚書·周書》。

有件事，大家一定覺得奇怪:我們至今只見到有戰國、秦漢時期的竹簡、木簡、帛書的實物出土，而沒有看到西周及以前的簡書和帛書的實物出土，只有我們前面提到的甲骨文、金文，那麼是否表明商周時期，祖先只會將文字刻於甲骨、鑄於青銅器上，用於記事呢?不是，從甲骨文和金文中都常見到“冊”和“典”字的出現，非常形象地表達出了木簡、竹簡的形狀，由此證明在甲骨文、金文那個時期，大量文字同樣使用竹簡、木簡和帛書。金文記錄中的'當眾宣讀的冊命，也應該是書寫於簡或帛上的。

文字除了書寫於簡冊之外，古人為什麼還要鑄字於青銅器上呢?我想古人已經知道，將文字鑄於青銅器上，更永固。其目的就像銘文中經常出現的“ 子子孫孫其永寶”、“子子孫孫永寶用”、“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等等，都表明當時鑄器、鑄銘時，古人的一種願望，他們預見到書於宗彝之銘，將流芳百世。另外，商周時，王經常對有功之臣賞賜予銅，記為“賜金”。賜金就是指賜給銅料，大臣受賞賜之後，將所賜之銅用作青銅禮器，鑄銘以記事，並歌頌王的功德，是很普遍的。如“利簋”銘，就記錄了王賜“利”金，後用做寶尊彝的事實。(利簋是著名的禮器，記載了武王徵商的具體時間)這種習俗也推動了鑄銘的形成和發展。

對金文的發現和釋讀，有記載的，最早是西漢宣帝時美陽得鼎，美陽即現陝西省扶風縣法門寺，京兆尹張敞釋金文。當然這只是個偶然現象，並不表明當時對金文的普遍研究，但之後多有文人學者研究。1899年甲骨文發現後，對金文的研究也起了積極的作用，因為金文在個別情況下會出現鑄造時的擠壓變形和腐蝕點，容易看錯，這時就可以藉助甲骨文，更直觀地觀察商代文字向西周文字的演變，瞭解某文字的原形、原意。

　　大盂鼎的特徵

器厚立耳，折沿，斂口，腹部橫向寬大，壁斜外張、下垂，近足外底處曲率較小，下承三蹄足。器以雲雷紋為地，頸部飾帶狀饕餮紋，足上部飾浮雕式饕餮紋，下部飾兩週凸弦紋,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樣，雄偉凝重。

器內壁鑄銘文19行291字，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之事。

　　大盂鼎的流傳過程

出土

大盂鼎清道光年間(公元1849年)出土於陝西郿縣禮村(今寶雞眉縣常興鎮楊家村一組，即李家村)，出土後便被販賣至文物市場。它是西周早期青銅禮器中的重器，因作器者是康王時大臣名盂者而得名，與之同出的小盂鼎已佚。

轉輾買賣

清朝道光時期的岐山首富宋金鑑把銅鼎買下，因為器形巨大，十分引人矚目，鼎很快被岐山縣令周庚盛佔有，他把鼎轉賣到北京的古董商人。宋金鑑在考中翰林後出價3000兩白銀又購得了寶鼎，在他去世後，後代以700兩白銀賣給陝甘總督左宗棠的幕僚袁保恆，袁深知左宗棠酷愛文玩，得寶鼎後不敢專美，旋即將大盂鼎獻給上司以表孝心。左宗棠在發跡前曾為湖南巡撫駱秉章的幕僚，理湘省全部軍務。雖非顯貴，也頗得春風。加之自視極高，恃才傲物，不免為人所陰嫉。

潘家得寶

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永州總兵樊燮讒言所傷，遭朝廷議罪。幸得時任侍讀學士的潘祖蔭援手，上奏咸豐皇帝力保宗棠，且多方打點，上下疏通，左才獲脱免。潘乃當時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左宗棠得大盂鼎後遂以相贈，以謝當年搭救之恩。此後，大盂鼎一直為潘氏所珍藏。雖然也時而有人覬覦此鼎，但畢竟潘氏位高權重，足可保全大鼎無虞。至潘祖蔭故，其弟潘祖年將大盂鼎連同其它珍玩一起，由水路從北京運回蘇州老家。大鼎作為先人故物，睹物思人，彌顯珍貴，堪為傳家之寶，不輕示人。光緒之末，金石大家端方任兩江總督。曾一度挖空心思，想據大盂鼎為己有。均為祖年所拒。但端方之慾始終為潘家所患。直至辛亥年，革命暴發，端方被殺。潘家和大鼎才真正逃過端方之難。

民國初年，曾有美籍人士專程來華找潘氏商談求讓大鼎，出價達數百兩黃金之巨。但終為潘家所回絕。三十年代中葉，國民黨當局在蘇州新建一幢大樓。黨國大員忽發奇想，要在大樓落成後以紀念為名辦一展覽會，邀潘家以大鼎參展。以圖無限期佔有大鼎。然此拙劣伎倆為潘氏識破，婉言拒絕了參展。

復埋地下

1937年日軍侵華時，蘇州很快淪陷。國將不國，人命難保。此時，潘祖年已作古。潘家無當户之人，皆婦孺。英雄出少年，當此危難之時，潘祖蔭的侄孫潘承厚、潘景鄭等商定將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經反覆遴選，決定將寶物藏於二進院落的堂屋。這是一間久無人居的閒房，積塵很厚，不會引人注目。主意已定，潘家人苦幹兩天兩夜才將全部寶物入藏地下。又將室內恢復成原樣。整個過程除潘家人以外另有兩個傭工和一個看門人蔘與其中，均被反覆叮囑要嚴守祕密。此後不久，潘氏全家即往上海避亂。潘宅一時竟成了日軍搜查的重點。經過反覆的搜查並挖地三尺均無所見，日軍也只得作罷。日軍佔領期間，潘家的看門人曾幾次盜掘了若干小件的珍藏，賣給洪姓古董商人。但大鼎過於沉重，無法搬動，得以倖免。

贈寶於國

光陰荏苒，在歷經十餘年戰亂之後，中國解放了。潘家後人見人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文物的保護，認為只有這樣的政府才可託付先人的珍藏。全家商議後，由潘祖蔭的孫媳潘達於執筆，於1951年7月6日寫信給華東文化部，希望將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獻給國家。同時也希望將兩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館展出。7月26日，文管會派專員在潘家後人的陪同下赴蘇州，大鼎得以重見天日。為表彰潘達於的獻寶壯舉，華東文化部於10月9日舉行了隆重的頒獎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