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我的十年職場生活的創業故事

1993年聖誕節前，作為一個合作項目的副主管，我與領導和同伴來到四季如春的天使之城——洛杉磯，開始了與美國一家著名的國防電子公司的合作。 剛剛安定下來，中美雙方公司的人員便迅速組成了項目組，投入了緊張的工作。 設計方案確定之後，雙方的工程師卻出現了爭執——都認為應該是對方負責電路的設計。 異常緊張的項目突然陷入了停頓。 事實上按合同規定，這項工作應該是美方的責任。 我不得已找到了美方的華裔項目經理。 他看過合同後説："嗨，這種事在美國是再簡單不過的了"。 隨後他將美方的主管工程師Pete找來，將合同請他看一下。 Pete看過合同之後，二話沒説趕緊去工作了。 此事也沒對我們下面的合作造成任何影響。 雙方人員建立了良好的關係。

這件事當時並沒有讓我特別留意。 相反，第一次與美國人共事的我們，儘管與對方相處的十分友好，但是我們在背後卻常常表現出了對美國工程師的輕視。 普通的美國人確實有些像大孩子，頭腦比較簡單，好像不如我們的工程師聰明。

半年之後，完成了樣機的試驗我們回到了國內，開始產品設計和生產的準備。 同時我也成為了部門的負責人。 又過了半年，我對管理工作的困難有了許多的切身體會。 在一次從北京返回深圳的途中，飛機上放映了一個史泰龍主演的電影。 影片充分地表現了美國人性格簡單直爽的一面。 它使我猛然回憶起了Pete的事情。 我不禁問自己：如果Pete是一箇中國人，他會那麼痛快地服從合同的規定而又不影響下面的合作嗎？他是否會認為自己的自尊心或者面子受到了傷害？甚至認為是我們故意和他過不去？我意識到，中國人和美國人在心理結構上的差別，實在不應該成為我們對美國人的做事方式不以為然的根據。 我們中國人的聰明舉世公認，可是她卻在不知不覺中被自己的基本素養上的缺陷，大大地打了折扣。 這使得我們與那些我們認為並不聰明的民族之間的競爭，更像是龜兔之間的賽跑。

美國人的普遍的單純，自然有幼稚甚至愚蠢的地方。 但是，它卻使得人與人之間，少了許多我們中國人常見的彼此的無端猜疑，少了許多有害無益的內耗；在工作中，大家能夠就事論事，而較少發生意氣用事和情緒化的衝突；在個人行為上，少了那些不必要的"個性"，更容易服從規範的管理的約束，在整體上保證了大規模協作和管理的可能性；它也使得管理者的精力，更多地注意在事情上，而不是人員之間的矛盾，是非和情緒上。 而這正是現代工業迅速發展的重要的文化社會基礎之一。

相比之下，在中國可能由於歷史的悠久，人們的心理結構普遍比較複雜，具有相當強的非理性的情緒化傾向——敏感，多疑，內向和多變。 在相互交流時，特別是在關鍵問題上，旁敲側擊和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方式多，就事論事，直截了當的情況少；在工作中，橫向攀比的多，按客觀標準行事的少；在做事的過程中，喜歡不分場合的標新立異，不容易保持持久的專注和服從管理規範；工作的業績表現，常常受到自己心理和情緒波動的影響，而不是自己的能力的正常發揮。 這些問題，在聰明，能力強和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員身上表現的有時更為突出。

幾年來，在管理中這些問題常常困擾着我的團隊。 隨着經驗的積累，我逐步通過從小事和容易處理的事情開始讓大家養成好的工作作風，建立公開，透明和平等的內部溝通，工作和評價管理規範。 這使得我後來帶的團隊成員，逐步適應了拋開個人喜好去就事論事，將問題擺在桌面上一起討論，而不是背對背的議論和猜測的共事原則；面對工作中出的問題，團隊內部員工能夠比較坦然地接受他人的批評；部門的內耗明顯降低，彼此的配合多了許多默契；員工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評價趨於客觀，心理的穩定性得到改善。 為了更有效的建立和實行平等，開放和透明的工作方式，我和普通員工一樣，在開放的辦公室的普通工位裏工作。 有人認為我這是故作姿態。 事實上，管理者的以身作則，對下屬永遠有着不可輕視的影響力。 那些無法適應或拒絕接受這種"簡單"和公開的'工作方式的員工，則陸續離開了團隊。

應該講，人的心理結構的改變，是相當困難的，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可能見到效果。 在一次部門會議上，當我明確要求員工今後不要將自己的情緒和喜好帶到工作中來時，一個業務能力很強的員工當時就跳了起來，認為這個要求太高，至少短期內他自己做不到，儘管他自己也承認這個要求是正確的。 理念的認同和現實的行為，常常有着我們自己意識不到的差距。 但是，我們這些IT企業，直接面對國際競爭。 在經驗，資金和技術積累等各個方面我們都沒有優勢，如果在人員基本素質上再不如他人的話，我們有什麼資格去參與競爭？許多基本素質的提高，是必須在實際工作中完成的。 所以這個問題，是我們管理人員無法迴避的，因為我們不能指望別人為我們培養出一代適應未來競爭環境的新人。

現代工業發源於歐洲，繁榮於美國。 美國還奇蹟般地造就了影響全球的信息產業。 百年以來，它固然有其得天獨厚的外部條件。 而且與我們相比——美國很多人自己也承認，它確實沒有"文化"，沒有"歷史"。 但是如果不承認其社會基礎包括文化和價值觀對其百年的繁榮強盛所起的核心支撐作用，那幾乎便近於自欺欺人。 現代經濟是不能脱離一定的社會基礎而存在的。 評價文化的優劣，實在不是我力所能及的。 但是，當我們必須面對現代經濟帶來的國際化競爭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考慮我們是否具有了現代經濟成長所必需的那一部分文化和價值觀。 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沒有選擇，也不能以任何其他的理由來回避——那樣做唯一的作用便是浪費我們自己發展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