員工持股的激勵對象和方法

做老闆的要學為讓你的員工更有幹勁。你是這樣激勵員工的呢？在員工持股的激勵對象和方法上你是怎麼做的？更多信息敬請關注相關欄目。

注意搞對激勵的對象和方法，尤其是激勵與具體項目的關聯性，不要將激勵的鏈條拉得太長，防止股東冷漠主義。

國際學術界和政策研究者關於員工持股改善公司業績的研究和認識，正在逐步完善。對員工持股制度本身的研究認識，也經歷了一個從案例研究出現“選擇偏差”導致對員工持股十分樂觀到更加審慎的過程。

早期的案例研究通常傾向於比較樂觀的結論，即員工持股制度(ESOPs)有利於提高公司業績。但是，這些案例研究也往往受到“選擇偏差”的指責，即這些案例研究通常傾向於調查案例成功公司。

隨着研究不斷完善，人們越來越趨向於同意，員工持股制度的存在其本身並不能提高公司的業績，員工持股制度的有效性需要一系列外部條件。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公司業績的實質性提高，是在員工的股票所有權與其它項目結合在一起時才會管用，而且這些項目必須是提高員工在公司中的參與度和控制力的項目。

進一步的研究還顯示，當利潤分享作為員工所有權影響的論據時，它才會強有力地表明員工所有權會提高生產效率。

基於對16項研究結論、42種數據的綜合研究(Kruse和Weitzman)顯示：226項研究結果中的60%，利潤分享對公司業績的'影響是正面的。甚至研究還表明：利潤分享方案會使其生產率產生4—5%的一次性增長，之後也不會產生降低或變化的趨勢。這些研究結論與美國在1930年代在鋼鐵業提倡利潤分享的斯坎倫計劃等較為吻合，也與當下中國華為的利潤分享模式非常接近。

有必要指出的是，備受關注的華為模式，事實上是一種利潤共享的模式，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員工持股。華為的所謂股票是一種“虛擬受限股”，即沒有所有權，且員工在公司工作期間股票不能夠轉讓、不具有流動性，只有離職時才能以公司回購的方式兑現的機制。

當然，利潤分享、紅利分配等在考慮公司當下激勵和績效的同時，還要綜合考慮公司的長遠發展。從當下分紅與長遠發展關係的角度，哈佛商學院的加里·皮薩諾和威利·史就指出，美國公司將大量的公司利潤用於股票回購和分紅，相應減少了研發經費和資本投入。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來，企業向股東的分紅要高於研發經費或資本投入，對公司的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造成影響。或許，這部分反映了美國公司發展戰略在分紅和未來發展之間的某種變化趨勢，也部分反映了美國公司治理尤其是股東和董事會組成方面的變化。

員工持股並不是公司業績改善的充要條件，公司業績的改善取決於體現員工在公司中參與度和控制力的具體項目，員工持股的作用機制的鏈條不能太長，還要確保作用機制長期有效、而不僅僅是當下的分紅;但利潤分享本身，如果設計得當，在多數情況下卻對公司業績有着正面的作用。

員工持股的有效性需要在具體的項目中體現，並與利潤分享機制相掛鈎;這既是確保激勵原則本身真正起作用的關鍵所在，也與世界銀行研究部1990年代關於員工持股問題的政策研究不謀而合。

世界銀行研究部的研究顯示：國際經驗表明並不存在一個員工持股制度的簡單模式可以應對所有情況，也不存在一個可以實施的統一、正確的方法。而員工持股制度的恰當的實施，需要考量每個國家的法律、經濟和社會環境，以及對符合每個企業的當前環境的戰略設計的意願。

這就啟示我們，員工持股並不是目的本身，利益共享和員工積極性推動的企業應該認識和注意到員工持股只是實現利潤分享和利益共擔的多種形式之一，企業發展才是制度設計的初衷;注意在不同產業和企業的有效性和侷限性，因地制宜、一企一策，制定對策;注意搞對激勵的對象和方法，尤其是激勵與具體項目的關聯性，不要將激勵的鏈條拉得太長，防止股東冷漠主義;注意員工持股的靈活性與流動性，處理好離職、退休員工與現職員工、未來員工等的激勵關係，避免激勵制度的僵化和扭曲;注意員工持股的當期激勵與中長期激勵相結合，避免員工激勵的急功近利、短期主義(希望儘快變現股權等)，有悖制度設計的初衷;注意員工持股的多種形式：直接持股、間接持股(基金、持股會)、限制性股票(優先股等沒有投票權的股票)，儘量避免股東之間對發展戰略、投資、分紅等的內訌造成負面影響。

此外，我們還要注意國有企業與私有企業的實施員工持股制度的差異所在，西方國傢俬有企業中推行員工持股某種程度是為了提高員工對於企業的參與度和影響力，甚至低價授予或贈予員工股票，與中國國有企業存在很大差異;在中國國情條件下，一方面要考慮員工的有效激勵問題，另一方面要注意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風險，要更多的在增量改革上做文章。

如上種種，都是我們思考中國國有企業的員工持股制度、制定並完善好利潤分享等相關激勵政策的關注重點和獨特性所在。

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包括員工持股制度在內的各種激勵制度的設計和改革，必須整體、通盤的考慮和設計。畢竟，包括員工持股在內的激勵制度改革，只是能高能低、能上能下、能進能出等市場化改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不能也無法簡單的割裂開來。這也正如次優定理所顯示的，在不能全部滿足假設條件的情況下，滿足較多的條件的事例並不必然，也不可能優越於滿足較少條件的事例。(本文來源《財經》雜誌，作者：周建軍 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