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史學中的人文主義精神

導語：西方學術界通常將古代希臘、羅馬稱之為古典時代或古典世界，並將古代希臘、羅馬文化界定為古典文化。下面是一篇談論西方古典史學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文章，歡迎大家閲讀。

西方古典史學指的是古希臘和古羅馬時代的史學。從追溯神話與史詩的前希羅多德時代算起，至公元5世紀“古典世界”的終結，西方古典史學經歷了一千多年發生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形成了頗具影響的西方史學諸多優良傳統。這一時期，雖然並未提出“人文主義”的概念，但卻初步顯示出“人文主義”的思想與觀念。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就從人事活動出發敍述事件的起因、過程和結果，試圖完全從人本身來解釋歷史，其歷史分析更有“人性”和“理性”色彩。在解釋歷史事件時，他沒有簡單歸之於偶然因素或神祕因素，而是致力於從經濟、政治和文化等角度探索歷史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可以説，在修昔底德對事件的分析中，已經無法找到任何難以違抗天神的意志和不可捉摸的宿命觀念，而完完全全是人類、民族、城邦、社會之間的衝突和鬥爭。

這一時期的史學家在著史上已開始立意求真，竭誠探索，試圖揭示歷史現象之間的內在聯繫與發展規律。例如希羅多德的《歷史》一書主要依靠口述資料，“有聞必錄”。儘管一些學者曾經質疑其著作的真實性，但應該看到的是，在當時的年代，學科的規範尚未確立，人們也沒有明確意識到有引證資料的必要。雖然希羅多德沒有明確提出“證據”這一概念，但並不意味着他的敍述無據可依。事實上，希羅多德也竭力想要從當時存在的各種不同説法中作出明智的選擇，並對那些認為的確不可信的東西採取了拒斥的態度。具體而言，當時希羅多德辨別材料真假的標準有二：一是看其是否有確鑿的證據。以神話為依據的`觀點在他看來是不可信的，他所謂的證據主要是公眾承認的事情，即普遍性。二是所聞之事是否合乎情理。看所聞之事是否與希羅多德本人的親自觀察相吻合，是否合乎常人之常情。修昔底德也是如此，在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時，為使自己的敍述與客觀事實相符合，他不辭辛苦奔赴各地進行實地考察，對戰爭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澤、港口、關隘等都做了具體而準確的記載。由此看來，當時的歷史學家們已開始擺脱神話傳説的影響，轉而注重事實及事物之間的內在聯繫與規律。

西方古典史學還顯示出寬宏的歷史觀和注重歷史對現實的借鑑作用的特點。希羅多德的《歷史》、波里比阿的《通史》等所記載的不只是希臘人、羅馬人的歷史，也是他們那個時代的“世界史”;李維的《建城以來史》寫的是羅馬自建城以來至奧古斯都時代的羅馬興衰史，堪稱綜合性的通史之作。而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雖是一部典型的專史，但作者把綿亙27年，中經議和間歇，又分散在幾個相去遙遠的地區爆發的戰爭視為一次首尾連貫的歷史事件，也同樣説明他具有敏鋭的寬闊的歷史眼光。

中國古代有一句名言：“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在這一方面，西方的史學表現出了與東方相似的一面。波里比阿認為，歷史是一門以事實為訓的哲學，它不僅使人們從中獲取廣博的知識為滿足，而且應當成為指導人們行動的指南。他認為“實用”是史家之天職;老伽圖深信歷史的目的在於勸善懲惡;李維撰寫的《建城以來史》意在通過讚頌先輩創業之艱難，激勵當代羅馬人的愛國熱忱，以找到未來行動的方向;塔西佗似有一種把歷史的垂訓作用與道德教育作用相結合的取向;修昔底德更是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書中強調了歷史的實用性，認為人性是不變的，而且存在共通的人性，因此歷史會一再重演，所以歷史研究可供後人引以為鑑。

西方古典史學除了重視歷史事實本身之外，也重視史著的表述方法與史家的修養。盧奇安，一譯琉善，是生活在羅馬奴隸制開始衰敗時期的希臘人，他在《論撰史》一文中提出：理想的歷史學家必須具備兩種才能即政治眼光與表現才能。他認為歷史學家應當是文章高手，既不渲染誇大，又能恰如其分生動準確地把自己要著述的內容表現出來;他倡導“襟懷坦誠”“如實敍述”，厭棄欺世媚俗與粗疏無據的文風，認為史家撰史只服從真理，而絕不屈服於神靈或顯貴。以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來看，這部宏偉的著作乃是一部未竟之作。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計劃，這部歷史著作應該一直寫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長城被拆毀和比雷埃夫斯港被佔領為止，但其著作只寫到了公元前411年冬天就突然中斷了，甚至連最後一個句子也是不完整的。古代學者多認為是由於作者的猝然死亡導致中斷，近代以來不少學者從修昔底德當時所處境遇以及可能的社會及心理原因等方面提出新的解釋。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從事希臘羅馬研究的名譽教授G.S.施林普頓認為，在古代希臘，歷史是被記憶的過去，因此希臘歷史學家的敍述是否真實，即是否與社會的羣體記憶相吻合是由聽眾來檢驗的，聽眾的反應對史家的敍述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如果他們對史家蒐集到的信息產生懷疑，無疑會迫使史家放棄他的著述。修昔底德當時的主題正是雅典衰亡的歷史，敍述的是他們的帝國最終敗於斯巴達與波斯聯合的故事，而雅典人不願意聽到這樣的故事。社會在作家們將記憶載之於筆的過程中有絕對的權威，因此個人沒有權利描繪社會不期望的事件，即使它是真實的。在這一強大壓力下，修昔底德被迫放棄了他的著述事業。但是，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從著作中我們不難看到，作為自己本身曾是戰爭中雅典一方的將軍的修昔底德，力圖用客觀的筆法記錄當時希臘世界中的這一重大事件，他沒有利用手中的“話語權力”為自己的城邦粉飾，也沒有巧妙地為自己辯護。他對雅典在戰爭中的表現以及雅典政界人物的評價都是褒貶參半，且以具體事實為依據。

可以説直到19世紀之前，西方的歷史學家絕大多數是自學成才的有心人，主要由少數具有強烈歷史意識和歷史寫作衝動的政治家、軍事家、御用文人、世俗貴族、僧侶貴族或民間知識分子組成。在前專業化時期的西方史學家雖然把求真求實設定為評判史學成果的基本標準，但是當時並沒有形成明確的史料分類意識，也沒有開發出嚴格有效的史料考據方法，在這種情況下，學科知識體系難以系統化、規範化、科學化，那麼史學家的個人才能，他對史學感悟的深淺以及他克服自身侷限和社會容許他表現自己研究成果的程度則顯得尤為重要了。

由以上可以看出，從擺脱神意、注重人事到探索求真、寬宏敍事，再到對史學家本身修養的重視，“人文主義”的精神無不體現在西方古典史學的傳統中。肇端於古希臘的西方史學的“人文主義”精神深深影響了此後歐洲，特別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