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上禮與法

法治的希望就在於我們學會把一個人當作抽象的個體人看待。同時,當我們堅守自己的家園,明白自己的身份時,法治才是有根的。今天應屆畢業生小編為大家為大家帶來了白鹿原上禮與法相關內容，歡迎閲讀。

陳忠實先生嘔心力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白鹿原》拍成電視劇播出,是許多人期盼已久的。一部《白鹿原》就是一部鄉土社會從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裂變的苦難史,更是一部民族祕史。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民主共和觀念開始在中國大地上傳播。然而,鄉土社會生活的原生態並沒有隨之消失。劇中,素有“仁義村”之稱的陝西關中平原上的白鹿村就是這樣一個地方,它具有鄉土社會治理的完整要素和結構:族長、祠堂、鄉約、學堂。

族長是鄉民的最高權威,要求德行好,辦事公道,能為族人利益考慮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白鹿村的族長白嘉軒就是這樣一個“腰桿挺得很直”的人物,在傳統道德觀下已近乎完美,令人敬畏。祠堂是供奉先祖、祈求先祖保佑、尋找身份歸宿的地方,也是族人重大事項議決、執行族規家法、彰顯族長權威的地方。白鹿村的祠堂就是這樣一個神聖、神祕的地方。鄉約就是族規家法,是傳統儒家禮教的體現和載體。白鹿村的鄉約對村民日常行為進行了詳盡規範,要求所有村民都能爛熟於胸、嚴格遵守。學堂是傳授子孫後代傳統禮教、典籍的地方,是傳遞文化基因的地方。白鹿村的學堂設在祠堂的隔壁,去學堂必先經過祠堂,學堂與祠堂的`功能息息相關、相輔相成。總之,在白鹿村,族長、祠堂、鄉約、學堂四位一體,凝聚着世道人心,穩定着鄉土秩序。

然而,千百年來的白鹿村秩序在“交農”事件、“圍城”事件、國民革命、農民運動、國共分裂、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年饉與瘟疫等一系列重大社會事件和自然災難的影響和衝擊下,雖頑強對抗但也不可避免地開始了其變異的歷程。其中最根本的挑戰就是共產黨人提出的“自由”“平等”觀念。

概括地講,傳統鄉土社會秩序的核心規範就是“禮”,具體表現為“孝道”和“婦道”。作為子女,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盡孝,子女的婚姻由父母決定,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傳宗接代是子女應盡的義務。作為女人,最基本的要求是遵守“婦道”,嫁人要明媒正娶,在夫家要相夫教子,從一而終,生為夫家人,死為夫家鬼。

通過“孝道”和“婦道”,傳統社會形成了男女有別、長幼有序這樣一種以身份血緣關係為紐帶、以父權為最高權威的等級秩序。在《白鹿原》中,田小娥之所以不被族長接受,不能進入家譜,被當眾施刑,並且死後還要被壓在塔下,就在於她和黑娃的結合“不明不白”,是一個不遵守“婦道”的女人。這樣的女人擾亂了人心,影響了整個村的生產力,成為了白鹿村的“禍害”。而作為鹿兆鵬之妻的鹿冷氏,任憑鹿兆鵬如何冷落她,也要堅守婦道。為了保持“婦道”,作為其父的冷先生,甚至不惜下重藥使其變為啞巴。最後她上吊自殺以保全名節。對於傳統價值觀下的正反兩個典型,共產黨人卻持相反的觀點。鹿兆鵬、白靈肯定黑娃和田小娥的結合,讚賞這是“自由戀愛”,而把鹿冷氏看作是封建禮教的犧牲品。

就孝道來説,電視劇中不斷出現的子女給父親洗腳的細節詮釋着今天已經非常稀缺的孝道。然而,為了打破一個存在剝削、壓迫的舊世界,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新世界,共產黨人鹿兆鵬、白靈不惜與父親反目、遠走他鄉,割捨了天倫之樂。如果説鹿兆鵬、白靈代表的是主動尋求救國救民真理和道路的共產黨人,那麼同樣敢於衝破家族禮教枷鎖的黑娃,代表的則是在黨的影響下試圖翻身作主的底層人。

但歷史的弔詭之處就在於“破”與“立”之間。在一個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我們不應固守建立在自然經濟和熟人社會之上的鄉約禮治,而應注重以自由、平等、人權為價值核心的契約、法治。然而,在存在着熟人社會狀態的中國廣大農村地區,契約精神、法治精神又該如何落地生根?

從電視劇《白鹿原》裏可以看到,自由、平等並非我們傳統文化裏的東西,它與傳統的家族禮治是相沖突的。二者衝突的根本在於,自由、平等、人權、法治的起點和基點是剝去一切身份和血緣關係的抽象的個體人(包括法人),其社會關係的基調是一種橫向的平權關係。只有以這樣的人和社會關係為前提,才可能存在市場、契約和法治。而家族禮治的起點和基點則是一個具有家族或集體身份的人,每個人基於其在家族或集體中的身份而進行交往,其社會關係的基調是一種縱向的隸屬關係。法律面前講人人平等,但家族裏講人人平等卻是不適宜的;家族裏人與人之間也不會大談自由和人權,更多強調的是身份和責任。

也許,法治的希望就在於我們學會把一個人當作抽象的個體人看待。同時,當我們堅守自己的家園,明白自己的身份時,法治才是有根的。內涵了自由與身份的“白鹿原”終將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