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生命的意義隨筆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這樣一個人，他如荷，出淤泥而不染；如蘭，獨立而孤傲；如竹，挺立而不屈。他難容於俗世，金玉美質被世所棄，蒙不白之冤，遭放逐之苦，傷痕累累卻依然故我，高吟“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終在國亡之時，投江而逝。他，就是屈原，一箇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名字，一個極具悲劇內涵的偉大詩人。

從《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經歷過眾多文人都曾經歷過的普遍悲劇：懷才不遇、離鄉去國、知音難覓。後世文人重複着屈原式的悲劇人生，他們以多種途徑排遣着這種種不幸卻沒有選擇自沉。屈原必死的原因是什麼？我想，作為社會的一分子，個體的悲劇命運無法脱離他所處的那個時代，而那個時代特殊的文化決定了他的性格，最後“性格決定命運”，屈原最終也無法逃脱命運的牢籠。

先説説屈原所處的大環境：戰國。在屈原生活的時代，中央集權制度在歷史舞台上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舊貴族則逐漸走向腐朽。傳統的宗法制使得貴族們擁有了無比的優越性，他們憑藉血緣而非個人努力就能在統治階級身居要職。而這，使得在統治階級內部很難產生有抱負有理想的才學人士，從而使得屈原難以尋覓到志同道合之人。此時的楚國，舊貴族憑藉着宗族血緣關係頑固地聚合在一起，千方百計去摧毀一切損害自己利益的進步改革。屈原沒有並肩作戰的知己，單憑一己之力無法推行適應時代要求的.政治改革，反而被小人所誣陷，遭顛沛流離之苦。楚國的腐朽的政治制度正是屈原知音難覓、離鄉去國、懷才不遇的客觀原因。

再來説説屈原受到薰陶的文化。屈原生於楚、長於楚，血液裏流淌着楚文化的純真與浪漫，但他同時積極接受着中原儒家文化的精華，而他的悲劇正冥冥之中隱於這兩種文化的薰陶之中。屈原以義立身，但是屈原之義卻不同於儒家之義。儒家的仁義是倫理義務，是家族義務與國家義務的統一，是血緣性與政治性的統一。當儒家之士“事君”的政治追求受阻時，他們可以回家盡其孝親之責。但是屈原則不然。屈原他是“楚之同姓”，國家的存亡便是他家族興盛的標誌，對他來講義是純粹的政治義務，他只能成為義無反顧地把全部的生命都賦予社會政治責任的極端者。

義的極端不僅僅在於政治義務，同時也在於他受楚文化薰染後的性格。楚文化賦予了屈原九死不悔的純真和執着，在他這裏，義就是生命，生與義絕對統一，舍義之外別無生命。“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就是生與義絕對統一的表白。楚國長期遭受北方強大民族的壓抑，為了本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個人必須服從集體，甚至在必要時犧牲個體以保全集體。這樣的集體主義和屈原對義的理解，使得他將義與不義、有意義的人生和無意義的人生絕對對立起來。一旦選擇了義，那麼一切對義的放棄都是向不義的投降和向無意義人生的沉淪。所以對於屈原他自身來説，在楚國亡國之時，他只能選擇死，他只能“寧溘死以流亡兮”。

我想，是因為我們總是受到辯證思維的影響，所以我們無法接受屈原極端的、靜止的思維方式。屈原對於現實世界的矛盾有太多的想不通，他“正道直行”，將全部生命都奉獻給楚國，卻“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他實在無法忍受這種行道而不通、行義而不能的荒謬現實，“寧赴湘流”。所以在我看來，屈原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他用着我們不能理解的方式去維護他熱愛的祖國、去堅守他心中的義、去追尋生命的意義，留給後人一代代的緬懷和探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