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隸書發展的意義

書法的發展須紮根傳統，深入碑帖，以此為常法，以自我個性進行取捨，以求變法出新。從書法審美髮展角度進一步深挖漢碑書法寶藏，對解決好當代隸書的繼承與創新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鑑作用。

漢代眾多的隸書碑刻的藝術風格多樣，藝術變化極其豐富。如《封龍山碑》的古樸厚重，《衡方碑》的方整渾厚，《西狹頌》的方折雄健，《張遷碑》的勁挺蒼渾，《鮮于璜碑》的端正大方，《乙瑛碑》的雄強奇麗，《孔宙碑》的姿媚秀美，《曹全碑》的緊密秀巧，《三老諱字忌日刻石》的擴達淳茂，等等。同樣是隸書的結體、點畫、筆法、章法，由於作者的不同個性，不同的文化層次，不同的審美情趣和藝術修養，以及不同的技巧，就能創作出不同層次，不同藝術風格的作品來。關鍵在於作者對這種隸書的技巧如何駕御。

隸書的復興，有賴於金石文字遺蹟拓本的廣泛流通，利弊得失也均繫於此。金石文字遺蹟自身存在的`工藝性特徵、拓本面貌與真實筆法誤差、同一金石文字遺蹟拓本之間的差異等諸多方面的問題，都給人們認識古體帶來種種干擾和誤區。在很大程度上，清代隸書的藝術成就建立在誤讀“古法”的基礎上，所謂“篆隸筆意”、“篆筆作隸”等模糊認識和結論即是證明。晚清劉熙載《藝概》所言“篆取力弇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奮筆之辨也”，則已明確了隸書的審美取向和筆法基調，不失為真知灼見。

“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基本涵蓋了傳統書法藝術用筆與審美的精髓。筋骨源於筆力，落實於筆法，而探究筆法的最佳資料莫過於墨跡。近百年來出土的大量戰國、秦漢時期的簡牘墨跡，既為隸書的研究與創作提供了處於書體演進原生狀態的絕佳的“活化石”，也賜予我們思接前賢、進入傳統更深處的時空隧道。

也就是説，今天對隸書的學習已經具備了前所未有的資料優勢，更加清晰地認識古法、走出清人的某些認識誤區，推動傳統書法藝術的縱深發展，已經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秦漢簡隸成為傳統正體隸書技法學習的有益補充。通過對傳統經典隸書碑刻與簡牘墨跡的比較分析，總結碑刻隸書與簡牘墨跡之間在技法取捨、構形方式、審美定位等方面的異同而進行創新。

東漢留下的隸書碑刻，均是刻工們根據寫手書丹再創造的作品，經過刻畫和修磨，早已失去了書寫的生動意味，更談不上筆墨情趣。後來又經過千年剝蝕，字口漫漶殘缺，後世之所謂“金石氣”者，其實不過是這種剝蝕的結果。而簡帛書是用筆墨寫的，保存又比較完整，能充分體現書寫的意趣。因而更能體現書法藝術的本質特徵。書法進入新時期以來，簡書開始引起書法界的普遍重視。用簡書的書寫意味來表現隸書，線條光潤流暢，筆墨淋漓，提按分明，字中有筆，無顫筆斑駁的痕跡。這種書寫精神，筆墨情趣的迴歸，正是隸書藝術的新境界。

歷史上留下來的隸書碑刻，儘管風格有所不同，然大率以勁健壯偉為尚，即便像《曹全》、《朝侯小子》這樣偏於秀潤一路的，也不失方正端嚴的廟堂氣。這是碑刻的性質決定的。然而簡書則不然，簡帛的書寫要隨意得多。因此其審美趣味更加豐富多樣。集隸書的放達酣暢、簡書的肆意信筆再加上現代的某些審美趣味和視覺構成，從而極大地豐富了隸書的表現力，使其既有漢碑的嚴謹整飭，又有簡書的靈動飄逸。熔漢碑、漢簡帛書於一爐，有豐富的藝術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