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國富論讀後感大綱

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代表作《國富論》是時代的產物,國人對於亞當·斯密經濟思想之於中國的意義和價值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下面是小編為您整理的關於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讀後感，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亞當斯密國富論讀後感一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説史和財政學，可以説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説:“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設備的創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説，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

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

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裏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祕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稜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是經濟學的奠基之作。但其中的思想遠遠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在其中也能找到關於人類發展歷史的描述。由於水運的便利優於陸路，水路有龐大的網狀結構，能將生產的產品運到很遠的地方去發生交換行為。同時水路是天然產生的，在幾千年前隨着人類的出現都一直存在，它的不易變根性決定了人類只能伴隨着河流而居，而改造河流也是近代科技發展的結果。河流對於交換的有利性，促進了經濟行為的發生。從而帶動了地區的繁榮，富裕了人民生活。這樣又吸引着更多人的遷入，加入經濟生產環節。如此循環，城市的規模就出現了。也就生出了人類的文明。

　　亞當斯密國富論讀後感二

每個國家成員的勞動都是為本國國民提供生活所需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或者是用這部分產品換取外國的必需品和便利品。影響一國成員數量多少的原因，也就是説勞動提供的必需品和便利品數量的多少的原因。斯密説有兩個：一個是勞動者勞動技能的熟練，也就是現在所説的生產力，一個就是從事有用勞動和無用勞動的比例。相對這兩點，第一點的影響更大，因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有很多文明未開化的種族中，人民有時候必須拋棄或者殺死其中的老弱病殘，以保證種族的延續;在許多文明開化的社會中，總是有許多從事無用的勞動的人，比如古代的官員和軍隊!

勞動分工使得同樣數量的人，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因於三種情況：第一，每一個工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提高勞動熟練程度;第二，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麼，因為在人類族羣內部是禁止偷盜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一種通過交換獲得。在族羣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於製造弓矢的人發現自己專心製作弓矢比自己去打獵更有利;比如善於造房的人發現自己專心造房比種田更有利，於是他們就是專心從事某種勞動了，分工就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場範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餘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最先開化的種族都是在河流附近，因為在交通不發達的時代，相對來説，水運對於陸運有天然的優勢：第一，水運風險較低，陸運要通過野蠻民族的領地，危險較大;第二，成本相對較低，通過水運需要的人數和交通工具較少。所以由於水運的好處巨大，工藝和產生的改良出現在水運便利的地方就理所當然，這樣改良要很久才會傳到內陸地區。

當勞動分工完全確立後，一個人自己的勞動只需要很小部分就可以滿足自己的需求。他必須拿着自己用不完的勞動產品來換取其他人的勞動產品。在交換的過程中，有一些物品得到所有的人的公認，可以換取所有的勞動產品。在這期間，有貝殼、糖很多的物品充當了這個角色，但是最終都被金屬所取代。這是因為金屬易於保存，易於分割。於是金屬貨幣就這樣產生了。

一個人是貧還是富，依照他能享受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和娛樂品的多少和品質決定。商品的價值分為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任何商品的真實價格就等於該商品能使他購得或者支配的勞動量，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是尺度。世間所有財富，最初都是用勞動而不是用金銀購買的。雖然勞動是所有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但是商品的價值通常並不是用勞動去衡量的，而是通過商品的名義價格去衡量的。通常而言，勞動也像商品一樣有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所謂真實價格就是報酬勞動的一定數量的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所謂名義價格就是一定數量貨幣。勞動者的貧與富，不是與勞動的名義價格成比例，而是與勞動的真實價格成比例。勞動的真實價格，一年一年的來説貨幣更容易體現。一個世紀來説穀物更容易體現。

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之前，勞動是決定各種物品相互交換的主要標準。比如，兩個小時勞動才能獲得的物品的直接必定兩倍於一個小時就能獲得的物品。如果要讓資本投入生產，必須給其相應的報酬(也就是資本利潤)，這個時候資本也參與了勞動產物的分配，資本的利潤與資本的規模有關。土地私有化之後，地主會要求土地上所有的產物中的一部分會自己(也就是地租)，這個時候地租也參與勞動產物的分配。勞動不僅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勞動那一部分的價值，而且衡量價格中分解為地租和利潤的那部分價值。分開來説，每一件商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是由這個是那個部分全數或者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説，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商品價格，比如由這三個部分構成，並且財富就是以這三種方式在不同的國民之間分配。一國財富的勞動產物的普通或平均價值是逐年增加，還是逐年減少要取決於工資，利潤以及地租是以怎麼樣的比例在國民間分配。

商品的自然價格就是一種商品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於生產，製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是按自然價格出售的。商品的市場價格就是商品通常賣出的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有時高於自然價格，有時低於市場價格。市場上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稱為有效需求者，他們的需求是有效需求，因為這種需求使得商品的出售可能實現。市場上任何一種商品的供售量，如果不夠滿足這種商品的有效需求，那種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就不能得到他們所需求的數量，他們當中有些人，寧願支付高價格也不願意得不到商品。於是競爭便在有效需求者之間發現，市場價格高於自然價格，價格上升程度大小，要看貨品的缺乏程度和競爭者富有程度和浪費程度的大小。反之，如果市場上的供售量超過了這種有效需求，這種商品就不能全部賣給願意支付自然價格的人，其中的一部分必須賣給出價較低的人，市場價格於是低於自然價格。下降程度的大小，要看賣方怎樣急於要把商品賣出，易腐敗的物品比耐久性商品在賣方之間競爭更大。市場價格雖然能長期高於自然價格，但是卻不能長期低於自然價格。如果市場價格低於自然價格，必然是工資，利潤或者地租中某一方或全部都不能達到自然率。這樣這三方肯定抽掉一部分，使商品數量接近有效需要量，向自然價格靠近。自然競爭的市場價格一般都是賣方能承受的最低價格，壟斷的市場價格都是有效需求者能承受的最高價格。

關於勞動工資和利潤，如果一個人通過勞動不能獲取養活自己，那他必須通過坑蒙拐騙來獲取他活下去的必需品。所以在制定最低工資時必須要讓勞動者能養活全家人。最高工資不是出現最富裕的社會，而是出現在最快富裕的社會，也就財富增加最快的社會。在不斷進步的社會資本具有較低的利潤，勞動者具有較高的工資;在財富停滯的社會資本具有較高的利潤，較低的工資;在即將衰退的社會，資本具有最高的利潤，最低的工資。

　　亞當斯密國富論讀後感三

亞當·斯密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他關於市場機制的論述已成為經濟學的基石，在他去世的200多年間一直被視為“至聖先師”。但是，斯密在天堂過得並不開心，人們崇拜他，談論他，但是卻並不瞭解他的思想真諦，只是用他的某個思想來為自己服務。《國富論》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的重要經濟理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動過程做了系統的描述。亞當.斯密第一次對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做出了系統的研究，創立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提高到一個新的水平。

《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台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在第五編，亞當.斯密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着牛羊羣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説，"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可見，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斯密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顧名思義，就是要研究什麼是財富和如何增加財富的，即如何“富國裕民”的。以後的經濟學家把斯密的思想簡單地概括為三點：第一，追求財富增加是每個人和社會的目標;第二，利己是個人從事經濟活動的動力，即人是經濟人;第三，市場上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把個人利己的行為引導向有利於整個社會，即經濟中的自由放任。這是現代人對斯密的理解，也是由古典經濟學發展而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原則。

歷史上曾出現過的各種市場經濟，其中一大部分是壞市場經濟。原始資本積累時期的市場經濟是掠奪式市場經濟——靠對海外殖民地和國內勞動人民剝削和掠奪的市場經濟;東南亞、拉美和東歐國家的市場經濟是一種權貴市場經濟——少數人靠權力侵吞國有資產而致富，多數人墮落為赤貧者的市場經濟;許多國家曾經或正在形成的貧富對立的市場經濟——只注意效率而忽視公平，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一些發展中國家出現的污染性市場經濟——以環境嚴重破壞和生態失衡為代價來發展經濟的市場經濟。當然還有各種半計劃半市場的偽市場經濟。這些都不是斯密心中的好市場經濟。

現代經濟活動追求的應該是斯密理想中的既有公平又有效率、在道德基礎之上運用市場機制調節的好市場經濟。但這條路不是筆直的，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偏差也不奇怪，關鍵是要及時糾正錯誤。例如，把GDP作為一切，用增長代替社會全面的發展。其結果是環境污染、資源短缺，社會矛盾加劇。這並不是説GDP不重要，只是説GDP不是惟一的。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強調的財富增加不等於幸福增長就是這個意思。

市場經濟承認人利己的合理性，也要利用它來發展經濟。這就體現在社會與企業激勵機制的建立上。但做到這一點並不難，難的是還要人們建立起能克服自私的“道德情操”。我們目睹了金錢欲爆發之後的種種罪惡，會感到斯密稱《道德情操論》比《國富論》更基本的含義。市場經濟應該是一個講道德的經濟。沒有誠信、同情心這些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市場經濟就會引發災難。道德的建立要靠法律和制度，也要靠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