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發展新動力源於責任

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漸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主流價值標準。對企業而言，只有與內外部利益相關者實現協同發展，發揮價值鏈綜合價值最大化，才能實現企業的長遠發展與社會的持續進步。在新的發展時期，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硬件”水平已經達到一定高度，逐漸凸顯企業社會責任建設“軟件”機制的薄弱，尤其是強調以責任為導向的企業文化體系重塑，形成協同、共贏、可持續的發展認知理念與規範要求應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尤為迫切的任務與要求。

　　一 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戰

1 社會宏觀環境挑戰

上世紀70年代以來，以生產要素、市場、貿易規則、資本為主要特徵的經濟全球化進程逐漸加快，在更大範圍和更高層次上以更快的速度優化全球資源配置，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打破了國際社會傳統的利益格局，激化了地區內存在的各種社會矛盾。就中國而言，目前國內能源危機、環境惡化、貧富分化、食品安全等問題形勢日益嚴峻，嚴重製約了中國可持續發展水平與後勁。

2 企業微觀發展環境的挑戰

企業是利益相關羣體基於契約共同投入資源、共同進行價值創造的場所。在價值創造過程中，股東設定了企業的產品和服務範圍，提供管理和監督服務，管理者確定企業的生產技術手段和相應的生產設備、場地，一般員工通過產品設計、生產、銷售等活動為組織提供勞動力支持，供應商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及相關技術保障，消費者消費企業產品和服務，並提供質量和技術反饋，債權人提供組織發展所需資金，同時提供監督服務、政府部門則為組織提供發展所需的穩定的外部環境，如公共秩序、經營許可等。

每個利益相關者都參與了企業不同的價值創造活動，企業資源整合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受到利益相關者的影響。隨着經濟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企業與相關利益者的聯繫日益加強，現實壓力迫使企業由利潤最大化轉向多元目標綜合價值最大化，企業的利益實現途徑從單純的市場競爭轉向以社會公共利益實現為前提，競爭規則也不再是單純的物美價廉，而是包含了環境和社會等利益相關者更多的要求，企業已經進入責任競爭時代，圖1反映了企業作為價值創造體與各利益相關者的關係。

在新的國際經濟貿易規則形成過程中，針對跨國公司轉包生產體系中存在的“侵害消費者權益”、“血汗工廠”、“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社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的消費者、工會組織、環保組織發起了針對跨國公司的抵制運動，以捍衞消費者權益、勞工權益和環境保護三大公眾利益為主線成為企業構建可持續發展新的競爭優勢。市場上的責任消費者越來越關注其所購買的商品在生產和經營過程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權標準和環保標準等社會責任要求;責任投資者則通過一定的社會責任投資標準，如“道德投資”、“環境投資”引導企業注重改善勞工狀況和環境保護。這些利益集團促使企業在運營管理中不能只考慮利潤因素，還必須考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

　　二 社會責任管理——企業管理新趨勢

1. 從科學管理轉向責任管理——企業管理的必然趨勢

1911年，美國管理學家泰勒(er)代表作《科學管理原理》問世，標誌着“科學管理”的誕生。這是真正與社會化機器大工業生產相適應的管理理論和管理制度，從此企業管理結束了漫長的經驗管理時代，邁入劃時代的科學管理新時期。之後，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和企業運營管理的實際需要，先後經歷了企業行為科學管理、知識管理等階段。當前，各類管理思想百花齊放，極大豐富了管理思想寶庫，有效指導了企業管理實踐。然而，長久以來，一個重要的發展趨勢卻並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即強調企業倫理的社會責任建設。

從企業內部管理的角度分析，管理的本質在於協調，而協調的實質是對利益關係的調整，如何更好地處理利益關係正是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倫理所要回答的。管理的核心是決策，決策貫穿管理活動的始終。管理學家弗雷德裏克B.伯德(Frederick )認為：“如果管理者能夠更多的考慮他們的價值觀、社會準則和倫理規範，並將其用於決策，就可以改善決策;如果決策時能考慮到社會訴求和倫理選擇，那對管理者本身、企業和社會都是有益的;各種倫理分析工具能幫助管理者做出更好的決策，更清晰的向利益相關者解釋其行為的理由。”可以説，管理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的本質、核心、重心密切相關，更重要的是，它與“社會的進步，人生的完善”這一人類孜孜以求的目標相吻合，表明管理與企業倫理、社會責任結合有深厚的基礎。

從企業外部視角分析，在信息社會，企業的一舉一動傳播都極為迅速，因而輿論監督的力度大為增強。各類經營醜聞的曝光，既喚起了社會公眾對企業行為的關注，也加大了企業從事不道德行為的成本。另外，隨着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只有真正為顧客着想的企業才能贏得顧客，這就要求企業提供高質量、符合顧客需要的產品和服務，誠信宣傳，價格合理，熱情服務。另外，隨着消費者環保意識和責任意識的日漸覺醒，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消費者越來越多，企業信譽成為優秀企業與競爭對手區分開來的重要指標，而企業信譽的樹立關鍵就是實實在在地考慮社會與利益相關者的訴求，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建設。

2. 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思想演進

任何企業的存在和發展都有其內在動機和使命，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和管理也是如此。縱觀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發展史，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企業往往基於不同的主導動機和目的去履行和開展社會責任管理活動，並表現出一定的演變規律。相關學者研究表明，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思想大致是按照圖2所示路徑發展演化[2]。

(1)基於純粹道德驅動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上世紀60年代以前，企業社會責任觀更多強調的是“商人的社會責任”和狹義的企業社會責任思想，主要體現為企業家個人或作為道德主體的企業基於對崇高道德的追求而履行慈善責任。“商人的社會責任”是基於企業家作為社會福利的受託人思想提出的，沿襲了重商主義時期眾多社會企業家的傳統和資本主義早期新教精神所宣揚的商業倫理，其核心思想是企業家出於個人的道德觀，自發地以慈善方式承擔社會責任。

(2) 基於社會壓力迴應下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20世紀60年代起，各類社會運動的興起使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急劇惡化，諸如勞工權利運動、綠色環保運動、人權運動、消費者權利運動等對企業管理造成的壓力要求企業對外部環境的迴應從“隨機反應式”向“制度式”過渡。基於社會壓力迴應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將企業視為“刺激-反應”系統，外部環境的變化必然要求企業作出迴應，從而保證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合法性”及外部資源支持。但這種迴應依然是被動的，無法擺脱應對外部壓力的被動性質。 　　(3)基於社會風險防範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進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一系列知名公司先後發生產品質量危機、血汗工廠、環境污染事件，引發消費者和社會各界對相關企業及其產品的強烈抵制，導致企業面臨極大的經營風險，要求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核心轉向分析和判斷企業內部運營過程對社會和環境可能造成的消極影響，並採取相應行動規避可能造成的社會風險。因此，企業被視為具有“完全風險厭惡”屬性，能夠識別和判斷自身運營過程中的負面影響和風險，並制定相應的風險管理方案進行有效的管理與控制。相對於基於社會壓力迴應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這一階段的社會責任管理更具前瞻性、主動性和預防性，所考慮的社會問題更加聚焦於企業內部運營過程中涉及的社會風險因素。

(4)基於財務價值創造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迅速擴展，各類利益相關者的責任意識空前高漲，責任消費、責任投資和責任採購成為相關機構和個人行為的新準則。這一階段的社會責任管理最典型的是戰略性社會責任管理。戰略性社會責任管理包括純粹工具理性與非完全工具理性的戰略性企業社會責任觀。純粹工具理性的戰略性社會責任觀是主流，它將企業視為具有社會功能的經濟組織，但強調“工具理性”，堅持股東利益最大化，社會績效是實現股東利潤目標的附屬結果;不過，該模式同樣隱含假設企業與社會間存在共生關係及與利益相關者間存在“給予與獲取”關係。這一階段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目標強調將社會問題轉化為商業價值，增強企業財務績效，提升企業競爭力。

(5) 基於綜合價值創造的企業社會責任觀

基於綜合價值創造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最突出的表現是“全面社會責任管理”理念的興起。企業全面社會責任管理是企業在科學的社會責任觀指導下形成的社會價值目標管理模式，它強調企業以自身行為應對社會負責任的價值追求為動力，以充分實現企業的社會功能為內容，激發利益相關者的社會價值創造潛能，有效管理企業運營對社會、環境的負面影響，最大限度地實現經濟、社會、環境綜合價值的管理模式。

相對於前四類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模式，全面社會責任管理實現了管理性質定位的全局性、管理責任內容的全方位、管理實施範圍的全覆蓋、管理體系建設的全融合和管理預期目標的綜合性等特點，實際上是一種全新的企業管理模式，其關注點不但實現了從製造產品的舞台轉向創造顧客的舞台，更實現了服務全面發展的人的舞台，真正將目光聚焦於企業運營過程中的人和追求經濟、社會和環境綜合價值。

　三 社會責任管理機制的發展——困境與標杆實踐的啟發

1. 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缺失困境

由於歷史背景、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影響，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在我國的發展歷史較短，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理解及管理實踐方面都處於學習和探索階段。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導致整個社會呈現急功近利、盲目短視的發展態勢。食品安全、勞工安全、環境保護為主題的各類事故頻繁發生凸顯以我國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社會責任缺失困境，我國社會責任建設形勢依然嚴峻，加快企業社會責任建設顯得更加現實和緊迫。

(1)企業沒有樹立“以人為本”的理念

在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進程中，我國被定位成世界的製造業基地、世界加工工廠，但由於國內企業資金、技術、品牌等種種限制，往往處於國際貿易價值鏈的底端，利潤空間十分有限，向下壓縮員工工資福利成為國內企業的慣常做法。以富士康為例，作為全球最大的電子加工製造企業，富士康一度成為華人的驕傲;但是，一連串跳樓、罷工事件的曝光一再證明在富士康，員工被完全視為物化的勞動力對待，幾乎談不上以人為本的觀念，企業所追求的只是集團的“業績”，視員工為流水線上的單純工具。在這裏，員工的價值與選擇根本不會得到尊重，更談不上人文關懷。以富士康為代表的世界500強企業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國內其他一些企業在“以人為本”理念和行為實踐方面的表現多麼不盡如人意。

(2)企業缺乏戰略眼光，短期行為嚴重

企業缺乏長遠戰略眼光，沒有形成恰當、可持續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思想，一味追求“短、平、快”，勢必造成企業經營過程中毫無顧忌、急功近利、失信毀約、欺詐犯罪等短期行為的發生。“拖欠貨款、税款、貸款”、“違約合同欺詐”、“製造銷售假冒偽劣產品”、“披露虛假信息數據”、“質量價格欺詐”、“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等問題，不僅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經營，增加了企業的生產成本，而且增加了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運作成本，造成社會資源的極大浪費。我國企業經營活動中的失信現象比較普遍，有些行業還相當嚴重，已成為困擾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3)企業生態保護意識不強，污染浪費嚴重

近年來，我國環境與能源危機日益嚴重，甚至已經開始危害社會的平穩健康發展。一些企業為了追逐利潤，很少考慮其社會形象和長期發展問題，不顧公共道德和社會法律來破壞生態環境。2009年8月，陝西省鳳翔縣851名兒童鉛中毒，主要污染源系東嶺公司污染所致; 2009年10月，河南省濟源市主要冶煉企業周邊村莊已檢測的2743名14歲以下兒童中968人需要驅鉛治療[3]。可見，環境污染給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帶來了嚴重傷害，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

另外，我國企業惡性消耗自然資源現象嚴重，缺乏節約利用資源的理念和意識，單位能源創效水平遠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根據鳳凰網2010的報告數據，目前我國單位GDP能耗是日本的8倍，美國的4倍，印度和韓國的2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2.2倍，主要礦產資源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鐵礦石等均超過50%。長此以往，國內資源將難以保障傳統工業文明的持續增長，我國環境更是難以支撐當前這種高污染、高消耗、低收益的擴張模式。

2 國外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管理標杆實踐的啟示

一方面，隨着人們價值觀念、消費觀念的改變和對可持續發展觀的認同，圍繞着捍衞消費者利益、勞工利益、環境利益在國際社會掀起了一系列廣泛而深刻的社會運動。與這些新的價值觀念和社會運動相適應，迫使跨國公司按照相應的社會責任要求調整經營行為。相對於經營範圍侷限於某一國家或地區的企業而言，跨國公司更有意願通過承擔社會責任鞏固與維護其在全球產業鏈上與各利益相關者間的利益關係，在主動適應傳統利益實現機制轉變方面接受能力與適應能力都會更強。 　　另一方面，作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跨國公司擁有豐厚的資金積累，擁有專家人才，影響力遍及全球，執行力迅猛強勁。相對於其他企業，跨國公司更有能力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消除經濟全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而直接影響全球經濟、社會的平穩發展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雖然跨國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的形式多種多樣，但總體而言，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設立專門的社會責任管理機構

為了在全球層面統籌公司社會責任，並將其納入公司長期的管理戰略中，許多跨國公司成立了專門負責促進與監督公司社會責任建設的部門。例如寶潔公司的治理與公共責任委員會、陶氏化學公司的環境健康安全委員會、可口可樂的公共政策與信譽委員會，豐田公司的環境管理委員會都是企業專屬的社會責任機構。這些機構大都處於企業科層結構的頂端，接受企業總裁或副總裁的統一領導，是跨國公司履行社會責任的“大腦”，負責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政策、規制的制定、執行、監控、效果評估、反饋等連續的循環過程。

(2)制定內部生產守則，改善員工福利和加強勞工保護

上世紀末，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屢屢出現虐待童工、女工等現象。迫於外界壓力和挽回公司形象，許多公司開始努力改善工作條件，提高企業形象，以緩和與社會的緊張關係。其一，許多跨國公司開始更多采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改善員工工作環境，提高員工福利待遇。例如，摩托羅拉公司充分考慮到不同員工工作背景、工作習慣等方面的差異，實行彈性工作制，而為了幫助員工合理安排作息時間和做到勞逸結合，摩托羅拉還在美國、加拿大、德國、印度、以色列先後設立了6個兒童日託中心和15個健康中心。其二，跨國公司還加強了對供應商篩選力度，要求供應商遵守其制定的行為守則或取得相關的社會責任認證，並委任社會責任監督員到供應商的工廠予以指導或進行檢查。如通用電器從2002年到2004年底，總共對3000多家供應商進行了審核，終止了與200多家不合格供應商的商業往來。2004年，通用電氣又對766家在一年前已經得到首次評估的供應商進行重新審核，保證供應商的行為標準不斷提升。

(3)強化環境保護

跨國公司相關經濟活動威脅人類生態環境是客觀存在的，許多跨國公司堅持按照全球統一的環境保護標準開展相關的經營活動，特別是對環境影響較大的`行業這種現象則更為普遍，因為社會對這些行業環境標準的變化很敏感，擅自降低環境標準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將嚴重影響跨國公司的聲譽。巴斯夫、拜爾集團、寶馬汽車、杜邦集團都在每年發佈的社會責任報告中承諾遵守全球統一的環保標準。

(4)開展慈善捐贈和社會公益活動

慈善捐款和公益活動是公司社會責任中歷史最為悠久的內容，一度被認為是公司社會責任的同義語。隨着全球化的深入推進，跨國公司不僅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推動經濟發展，還積極通過開展慈善捐贈活動，設計出一系列創新度高、可持續性強、參與廣泛的公益項目，梳理和提升自身工藝形象。比如ABB的打造“綠色屏障”的防沙治沙工程，阿斯利康的震後系統援助工程，百事的土豆農場播種生態農業，BMW的兒童交通安全訓練營，微軟的農村信息化建設項目等等。這些公益活動既與本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相聯繫，又體現了慈善捐贈活動與企業戰略的緊密結合的特點。企業根據自身所處的經濟環境和行業特點，針對某一具體領域集中進行慈善和資助活動，一方面改善了企業整體的競爭環境，同時提升企業的競爭優勢。

(5)推行社會責任認證

在國際社會中企業社會責任也不再是一個動聽的口號。著名的“未來500強”評估就是一個區別於傳統的以利潤為主要槓桿的企業評價和排序體系，而更加強調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體系[9]。在西方發達國家，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評價越來越多，主要包括英國的“道德貿易基本守則”(Ethical Trading Initiative Base Code)，歐洲的“潔淨衣服運動”發起的“成衣公平貿易約章”(the Fair Charter for Garments)、美國“社會責任國際組織”(SAI)發起的“社會責任8000標準”、美國“公平勞動協會”(FLA)通過的“工作場所生產守則”(Workplace Code of Conduct)。在一些跨國公司和國際組織的倡導下，企業社會責任朝着量化指標評價方向發展，不少歐美國家正積極的推進相關的社會責任標準認證。

總之，跨國公司在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知與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機制方面起步早、發展快，在有效協調企業與社會關係，實現利益相關方間和諧共贏的同時，也為其他企業及組織樹立了較好的先導和模範榜樣作用，為保障員工合法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實現產業鏈上下合作伙伴的間共贏發展等都提供了新的途徑與啟發。對我國而言，應以此為契機，在整個社會培養一種企業社會責任道德氛圍，構建一個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責任價值體系與管理體系。

　　四、責任文化——企業社會責任管理下一個制高點

在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中，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相關標杆實踐，往往注重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硬性機制的設計、制定與執行。筆者認為，對企業而言，文化與制度、技術、管理等深深融入在一起，文化的力量正深深融入企業的創造力、凝聚力與生命力中，缺乏企業責任理念與文化指導的社會責任建設是缺乏根基的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即使能取得短期績效，卻難以真正長久的貫徹實施。因此，堅持責任導向的企業文化重塑，構建企業責任文化體系，並據此確立企業社會責任戰略管理理念，樹立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矯正企業存在的責任建設偏差，應該成為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下一個重點議題，也是我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能否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機遇。

1 責任文化是企業發展使命的必然要求

關於經濟發展與企業社會責任、企業倫理是否相關的問題，馬克斯.韋伯在資本主義的形成、發展過程研究中提出，“新教倫理有利於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揭示了新教倫理作為一種企業精神在資本主義形成、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常説，組織創新是一個企業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力，而組織創新靠什麼?靠人。一個企業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不是所擁有的物質資源，而是人的素質和精神。美國著名學者弗蘭西斯.福山在其著作《信任》中充分強調倫理道德和文化作為人力資本的價值。一個缺乏社會責任精神和理念的組織和個人，即使擁有再多的資源，其創造的社會財富也不會很高，其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就會受到質疑。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言：“倫理道德對政治經濟的發展是一種重要的‘支持性資源。’” 　　企業追求利潤無可厚非，但是企業不能僅僅作為重視經濟利潤的“經濟人”，同時還有當時擁抱靈魂的“社會人”、“責任人”和“倫理人”。因此，企業存在的目的一方面是為社會提供所需的產品和服務，而更重要的是為了培養人，充分發揮人的聰明才智，實現與企業相關的各利益相關方的全面發展。正如德國著名倫理學家鮑爾生所言：“所有的技藝根本上都服務於一個共同的目標——人生的完善。”實踐表明，凡是受人尊敬的企業都傾向於將經濟利益追求與道德價值的追求相結合，並將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作為企業存在的終極目標。

2 企業責任文化是提升管理水平的加速器

任何企業管理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企業文化基礎上形成和發展的，企業管理的有效性依賴於積極向上、符合企業特點的企業文化。而企業責任文化作為一種精神力量，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將與企業相關的人員集中到促進既定目標實現方面來。因此，企業運用責任文化對全體員工進行精神激勵，可以極大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和創造精神，提升企業的內部管理水平。上世紀80年代後，日本提出戰略計劃、自主管理和在職教育三大法寶，其實質是強調企業社會責任和倫理作為企業活動的根本，歸根到底就是弘揚尊重人、充分調動人的積極性和挖掘人的內在潛力的基本意識與理念。國內同仁堂作為一家百年老店，三百多年來其管理者和員工始終恪守“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的組訓，同修同德，共獻仁術，濟世養生的仁德規範，使企業蒸蒸日上，充滿生機與活力。

3 社會責任是企業責任文化的本質規定

社會責任是企業責任文化的本質規定和最高要求，是在今天市場經濟新條件下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隨着“企業公民”思想的逐漸得到認同，企業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必須遵從相應的社會責任規範和要求，樹立企業良好的社會形象，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現代企業管理倫理和責任文化要求企業改變傳統的經營哲學和管理思想，積極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樹立新的行為準則，主動使企業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新形勢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