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教育方面的建議

2003年，我57歲的時候，我重新走進了課堂，在同濟大學讀EMBA。EMBA是研究高級工商企業管理，與學校管理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當我學習了兩年EMBA，研究了企業管理之後再看學校管理的時候，我發現我有許多話要講。”馮校長説。

EMBA的學習使馮恩洪感到，中國的學校文化建設沒有必要“零起步”，應該站在企業文化的“肩上”去探索學校管理文化。雖然企業與學校有很大的不同，即企業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而教育是公益性事業，要承擔它的社會責任。但是，兩者也有相似的地方，即都需要通過調整內部要素的組合，完成各自的使命。而學校在“人”“財”“物”等的管理上要比企業至少落後20年。這一點，學校管理要向企業管理學習，甚至可以“照搬”。

“企業中，影響效益的各個生產要素之間的組合始終是處於變化之中的，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持續改進，不斷創新。而教育發展中，影響教育效果的要素(教師、學生、課程、教法、時間、制度等)之間的組合，卻沒有像企業那樣活躍，半個世紀以來一直處於僵化狀態。”

馮校長認為，現在的`學校中，影響教育效益的各個要素之間組合並沒有被優化，甚至這個問題還沒有引起學校管理者的重視，這不能不説是學校管理文化建設的悲哀。

馮恩洪以他在上海建平中學18年的改革實踐建議學校，要在學校教育要素之間尋求適合每一位學生髮展的最優組合。

發展學生的強勢智慧

“是什麼在阻礙中國的人口轉變為人才呢?”馮校長望着記者，似乎答案在記者的臉上。“國際社會認為，是教育評價這個瓶頸阻礙着中國的人口轉變為人才。中國的教育評價犯了低級錯誤。我們的學校教育只發展人的語言智慧和邏輯智慧，而不承認人的多元智慧。”馮校長不緊不慢地自問自答。

丁俊暉，這位枱球運動的“天才”，在2005年奪得兩項世界冠軍，給了中國教育當頭一棒。“國際斯-諾克協會評價丁俊暉，是中國這樣的國家300年才會出現一個的人才，然而在全國46萬中國小裏卻沒有丁俊暉的容身之地。用我們的評價觀點，丁俊暉是不合格的學生，他是要退學的，因為他主科成績太差。”馮校長説。

“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是目前很多教育工作者耳熟能詳的“教育理想”，但是，馮恩洪認為，我們實際上是曲解了“學生的全面發展”，“‘全面發展’是針對一代人來講的，而不是針對一個人來説的：在走進21世紀的這一代人裏，我們有藝術大師、有數學家，有世界體育冠軍……各個方面人才輩出，然而，在我們這個哲學思維底氣不足的國家裏，我們用機械唯物論的觀點理解‘全面發展’為‘總分第一’，是‘物理不好補物理，英語不好補英語’”。

“教育的真諦在於實現人的社會化與人的個性化的和諧發展”，馮恩洪建議學校去“發展學生的強勢智慧”，打破“課程”與“時間”僵化的組合，減少“圈養”學生的時間，增加“放養”學生的時間。學校教育應以“圈養”為主、“放養”為輔，因為“圈養”出規範，“放養”出個性。

不能“一切為了學生”

“‘一切為了學生’，是這些年我們教育者都常説的一句話，我們認真反思一下，這句話對嗎?全面嗎?學生的發展是通過教師的勞動作為中介來實現的，難道教師不希望得到發展嗎?校長不想得到發展嗎?”馮恩洪校長又一次提出了自己的質疑。

馮恩洪認為，學校裏的一切如果都是為了實現學生的發展，而不關心教師的發展，不研究教師的發展，那麼學生的發展就是“有限度的發展”。馮恩洪在安徽宣城中學參加一個學術研討會議時，他發現學校有一個標語：“教育既要給學生創造幸福，也要給教師帶來幸福;既要追求明天的幸福，也要實現今天的幸福;既要謀求人類的幸福，也要獲得個人的幸福。”“這個標語太棒了，道出了教育的價值追求。教育追求不能取一個、舍一個，不能揚一個、抑一個。”

在擔任上海建平中學期間，馮恩洪把教師的發展放到了學校管理的頭等位置上。第一，他鼓勵教師在學歷達標之後再學習，繼續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學費由學校支付，教師畢業之後如果回到建平任教，可以獲得每個月1000元至2000元的科研經費，而且“終生有效”。因此，建平中學擁有了“人才高地”。第二，他在學校創辦“教育沙龍”，即每個月月底的週四下午5點到8點舉行“教育沙龍”，教師自願參加，討論的話題由教科所提前三天公佈。他還邀請相關專家來參加這個活動。到目前為止，教育沙龍已經舉辦100多期，有69位教師一次也沒有缺席過，這打造了學校的一支研究隊伍，同時標誌着研究、學習成為了1/3的教師的生活方式，由此，學校的學術研究氛圍就形成。第三，寒暑假縮短一週開展集中學習，教師自願參加。第四，鼓勵教師參加課題研究。第五，組織教師讀書，尤其關注社會科學研究前沿的書籍。

“教學質量的提高首先源於教師隊伍的超越自我。”馮恩洪説，“對此，我有一個觀點‘8-1>8’，教師8小時的工作效率和成果不如教師7小時工作、1小時學習產生的工作效率和效果。”

教師集體面對學生

“現在我們的學校裏，教師的工作方式仍然是‘個體勞動’，即一個教師教一兩個班級，教師個人面對學生羣體。我想問，是教師個體面對學生羣體好呢，還是教師集體面對學生羣體好呢?”馮校長面帶微笑又提出一個問題，“坦率地講，我贊成後者。”

我們的學校裏有資產檔案、財務檔案、人事檔案，卻沒有教育教學檔案，因為教育教學檔案從來都是教師的“個人財產”，怎麼引導教師將自己的教育教學檔案貢獻出來，讓教師“共享”，從而使教師集體面對學生集體呢?馮恩洪調整評價制度，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評定，認可為“優秀”的教師教案，可以收錄學校的教學檔案，而且教師收入檔案的教案數量決定着“教師對學校的貢獻”，決定着教師在學校的地位。這給上海建平中學帶來了一場教學革命。

以語文教學為例，在學校教學檔案裏，《荷塘月色》這一課有6套最佳的教學設計，教師教這一課時，可以解密查看這些教案，選擇最符合自己教學風格的設計。如果教師對這些設計都不滿意，而且有自己的獨特設計，通過教學實踐收到良好的教學效果，那麼經過學校學術委員會的評定批准，自己的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