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企業文化有哪些特徵

一個企業最深層的競爭是企業文化的競爭。在日本的企業文化中，具有哪些方面的特徵呢？下面是小編為你整理的日本企業文化的特徵，希望對你有幫助。

　　日本企業文化的特徵

特徵一：終身僱傭制。這種體制給日本企業帶來了穩定的氛圍，使員工對企業足夠忠誠。企業員工之間相互信任，親密度高，溝通成本降低，辦事效率自然提升。

特徵二：非專業化的職業發展道路。日本企業員工可以在不同的部門、不同的崗位工作或輪崗，使每個人都深刻理解各部門的工作流程，各部門協同發展

特徵三：緩慢的評價與提升。日本大企業的員工在進入企業10年後才有晉升的機會，這種評價與提升機制促進企業員工和睦相處，形成友好與和諧的文化氛圍。

特徵四：集體決策與負責而非個人決策與負責。日本企業通過研討會的形式，鼓勵各層級員工參與管理，參與決策與討論並形成一致意見。這樣，無意中就提高了各項工作的執行力。

特徵五：整體關係而非局部關係。日本企業講求整體利益至上，局部和諧基礎上的整體協調一致。

總的來講，日本企業是一種Z型組織，類似於氏族或親密的社會團體，通過多種形式的紐帶結合在一起。這種Z型文化具有一套獨特的價值觀，其中包括長期僱傭、信任及親密的個人關係。

　　日本企業文化的特點

企業文化的產生髮展、演變都與社會文化有着密切的聯繫。許多學者在研究日本企業文化的同時，發現其產生的根基——日本社會文化具有一些與眾不同的特點。

首先，民族的單一性和社會結構的同質性。日本民族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是它在日本列島上自始至終都是惟一的民族。在漫長的日本民族歷史上幾乎沒有民族大遷移及本民族之間的大殘殺，社會結構較穩定和統一。80%以上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同質社會中，繼承了日本社會傳統的“強調集團”主義和業績主義相結合的獻身價值觀，對紀律的高度重視又成了組織目標實現的保證。

其次，“文化滯後型”與兼容幷蓄性。日本的農業誕生於公元1世紀，其社會經濟文化比中國落後了幾個世紀。這時，日本顯現出一種“文化滯後”狀態。“滯後型文化”可以朝着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一是封閉守舊，停步不前，抵制先進文化，從而文化更加落後;一是發揚文化革新精神，兼容幷蓄地輸入外來文化以改造自身。日本選擇了後者，公元7世紀進行的“大化革新”，締造出一個融合大唐文化的日本封建文化體。19世紀進行的“明治維新”運動，又締造出一個融合歐美文化的日本資本主義文化體系。

第三，節儉意識強烈。日本是一個島國，地小物稀，這培養了日本民族節儉的觀念，“勿暴殄天物”是許多日本人的口頭禪，這深深地影響着日本的企業文化。日本的汽車產品之所以能在國際市場上有着很強的競爭力，就在於它的生產成本和使用成本低，這不能不説日本民族的這種固有觀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企業文化包容面很廣，但主要內容是有關“和”的觀念。“和”是日本企業管理範疇中的哲學概念和行動指南。其內涵是指愛人、仁慈、和諧、互助、團結、合作、忍讓，它是日本高效能團隊精神的基礎。“和”的觀念其實源於中國的儒家思想，但在日本又發展了儒家思想。中國儒家思想強調的是“仁、禮、義”而在日本則強調“和、信、誠”，由此使得日本企業文化中包括着“和、信、誠”的成分，使得人們注重共同活動中與他人合作，並時刻約束自己，所有日本的企業都依循“和”的觀念行事。在日本人看來，一個團體或企業如果失敗，多半由於缺乏“和”的精神。真正實行了“和”的團體，勢必帶來和諧和成功。理想的工作環境，使人的潛能得到良好的發揮，使得人找到人生的歸宿，達到幸福的境界。“和”的觀念很大程度上制約和引導着日本企業的經營哲學。日本企業實行的自主管理和全員管理、集體決策和共同負責、人與人之間的上下溝通，乃至於情同手足，這些都與“和”的觀念密不可分。

　　日本企業文化的淵源

企業界和學術界普遍認為，20世紀50～70年代日本的成功源於日本的企業文化，主要是內部的團隊合作精神、創新精神和與外部聯繫中的誠信。日本職員的團結、協作和同甘共苦，還有像休慼與共、甘願為企業、團隊不計個人得失和勇於奉獻的精神令人驚訝。在與外部的聯繫中，日本企業的誠信度是世界公認的。誠信來源於團隊內個體對企業、對社會的責任，而日本企業文化的背後有着很深的文化淵源。

儒家文化的引進

日本引進儒教始於律令時代(7世紀的奈良、平安時代)，大量經書隨着遣隋史、遣唐史的往來流入日本，加之留學生、留學僧的學成歸國及中國大陸名人、名僧的東渡，儒家思想的五倫五常(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的人倫關係、忠、孝、誠、信等經過詮釋與吸收逐漸日本本土化了。有專家説，日本文化的中心是儒家文化，這一點都不為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思想根基就是日本化了的儒家思想。

武士道精神

武士道從字義上理解是武士在其職業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須遵守的“道”。新渡户稻造認為，武士道的淵源來自三方面：佛教——給與武士道以平靜的聽從命運的意識，對不可避免的事情泰然處之，恬靜的服從;神道——教導武士對君主(上級)絕對的忠誠，對祖先虔誠的尊敬和對父母無條件的孝行，包含了日本民族精神中的愛國心和忠義;儒學思想——主要是孔孟的教誨，是武士道道德教義最豐富的淵源。孔孟的冷靜、仁慈、智慧的處世哲學提供了武士作為統治階層的職業道德，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五倫之道又為其提供了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準則。

武士道精神可以簡單概括為義、勇、仁、禮、誠、名譽、忠義、克己等。義是武士準則中最為嚴格的教誨，卑劣的舉動和狡詐的行為是武士最忌諱、最不屑一顧的;勇是敢作敢當、堅韌不拔的精神，諸如剛毅、不屈不撓、大膽、鎮定自若、勇氣等品質都屬於勇;仁是惻隱之心，愛、寬容、同情、憐憫是人的精神中最高尚的東西;禮是接人待物要殷勤而鄭重;誠是信實和誠實，高於禮之上;名譽則包含着人格的尊嚴及對價值的明確自覺，是“人本身不朽的部分”;忠義是對上的服從和忠誠，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

武士道最初作為武士階層的行為之“道”，通過多種途徑流傳、傳播開來，也向全體國民提供了道德標準。雖然平民可能未達到武士的高度，以之為中心的.“和魂”卻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體現。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大就是因為“和魂洋才”的支撐。隨着社會的發展與變遷，武士與武士道已經成為歷史，如散落的櫻花一樣，但這種精神卻依然存在，成為日本變化的動力之一，成為日本現代企業文化和誠信的精神根基。

武士道精神的延伸

雖然武士道精神由上到下成為日本民族精神的根本，但具體把這種精神和思想平民化的是江户中期的石田梅巖和末期的二宮尊德。

江户中期以後，隨着商業資本的發達，從事商業活動的町人力量越來越強，給商人現實生活以巨大思想影響的思想家石田梅巖(1685～1744)創立了町人的生活哲學——心學。心學的基礎是性理學，即程朱儒學。石田梅巖是如何把心學轉化為町人的實踐哲學的呢? 他首先肯定商人及商業的存在意義。他在肯定士農工商這種身份制社會的同時，又主張儘管有身份上的差別，但在職份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説，商人既要安於自己的社會地位，又必須正確認識自己職業的存在意義。並通過解釋和論證，把他普遍性的天人合一的性理學同特殊的經驗世界中肯定商業的思想結合起來。

梅巖認為，正直(誠實取利)和儉約是商人之道。非法取利是商人的不正當行為，是惡德，以正當方法根據當時市場的變動取利為正當利益。正直不僅表現在商品交換關係中，還表現在佔有關係中。“我物即為我物，人之物即為人之物，借出之物要收回，借來之物要歸還，不能有絲毫私心”。此外，在人際關係中，“行正直，則世間同歸和睦，四海之內皆如兄弟”。這樣，他把正直作為人倫之本，認為是行商的基本條件。儉約在梅巖那裏有比經濟意義更為深刻的含義，被視為是根本性的道德。不僅是治家從業的個人道德，也是治國的社會道德。儉約不是吝嗇，“萬事唯隨法”，即根據物的性狀和功能最大限度發揮它的效用。

石田梅巖逝世後，在其弟子們的努力下，心學運動很快擴展到以江户(今東京)為中心的關東地區，除九州外，全國約建有200個講習梅巖心學的學舍。通過各學舍的教育活動，給與町人、農民、武士等各社會階層以巨大的教化，確立了以正直和儉約為主要道德條目的倫理道德觀。商人根據商人之道進行正當的商業活動，不僅為江户時代經濟的發展和明治以後日本經濟的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現代商業企業規定了經濟倫理規範，仔細觀察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日本現代商業企業文化仍然恪守着梅巖的“道”。

在梅巖之後又出現了一位報德思想家——二宮尊德(原名二宮金次郎，1787～1856)，是日本的教育家、農學家，也是日本本土派思想家。他的報德思想在明治時期即得到了認同和推廣，對普通民眾的思想形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二宮尊德的報德思想具體説來就是勤、儉、讓的生活觀，顧名思義勤即勤勉、勤勞，儉即儉約，讓即推讓。他的這一生活觀是融合了儒學、神道和佛教的説教及自己年輕時經歷而形成的信念。與武士道精神和梅巖心學一樣，其基礎還是儒家思想，但與傳統朱子學的天道即人道、強調人應該遵守天道不同，二宮尊德區別了天道與人道，並主張以衣食住為根本的人道的獨立性。在他人道作為的思想中，已經體現了資本制經濟的工業、農業並重、重視實踐與經濟發展的思想。二宮尊德的報德精神的兩大支柱是“道德”與“經濟”，他説過“忘卻道德的經濟是罪惡，忘卻經濟的道德是空言”。後來的日本資本主義經濟之父澀澤榮一的“論語加算盤”經營理念與二宮尊德的理念完全一致。

二宮尊德是農學家，但他的目光卻不僅限於村落，而是投射到整個國家與社會。勤勞是他提倡的一種人類應有的生存方式，無論從事任何職業都需要勤奮努力，勤勞是報天地生育撫養之恩德。對於勤勞換來的勞動成果，要節儉，但並不是消極地節儉，而是提倡以正當的消費和積極的勞動來增加社會財富，積累和增加社會財富的最終目的在於報德。他還認為各個職業之間沒有地位差異，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都應該兢兢業業、堅持到底，教導人們應該有熱愛本職的敬業精神。對於商業，他認為商業的目的是為了流通商品的有無，為人們生活提供便利。同石田梅巖一樣，他也強調要順從“商道”。“商道”就是以誠實正直的心來對待商業，把經濟與道德相結合。

明治時期二宮尊德的報德思想適應社會的發展更全面地轉變為面向社會一般的報德精神。1905年(明治38年)“報德會”成立，創辦刊物《斯民》，研究宣傳報德思想。1912年(大正元年)改為“中央報德會”。這期間關於報德思想的文章和刊物大量發表和出版，對日本國民的教化、內政改良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報德思想及其中體現的職業倫理既適應了當時社會結構、穩定了社會秩序，又順應了社會發展潮流，鼓勵了工商業的發展。這些思想在今天的日本商業及企業界仍然普遍適用。

文化淵源的意義

不論是武士道精神還是石田梅巖的心學，還有二宮尊德的報德思想等，其根源其實就是吸收併發揚了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今天，日本知名企業中如京瓷、松下等各個企業文化的特色雖不同，但可以説基本都與傳統儒學思想有關，並融合發展了神道佛教等的教誨，這也證明了傳統的東方文化在現代社會中還是極具生命力的。

日本的崛起引起了東西方學術界的注意，加之西方工業化的發展帶來的諸多社會和生態領域問題並由此引發的弊端也日漸突出，很多學者不斷的在開始研究如何在東方傳統文化上構建企業文化並促進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途徑。

可以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在國際上具有影響力的能夠保持長久不衰的知名企業都擁有自己的特色企業文化，優秀的企業文化能團結內部，引領企業的良性發展。同時，在民眾對社會問題認知及判斷能力不斷提高的現代社會，誠信式企業文化建立對企業的發展也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如何利用我們的傳統文化優勢構建自己的企業文化以便不斷提高和發展，不妨可以借鑑日本一些企業的成功之道，當然在這同時還要注意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構建一個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文化，以求良好有序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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