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嚼麪包的過程的作文

任何比喻都是跛足的。而一個比喻用到了濫時，它的本意也許就被忽視了。譬如我愛讀書，就像飢餓的人撲在麪包上，常有人喜歡引用，到了後來才發現，對許多人而言，這不過是一時一事的語言形式而已。沒有書讀的時候，朝思暮想一旦有書讀，又會思援弓以射鴻鵠。像如今一些自稱的文學青年，一見到卡拉ＯＫ，一見到交誼舞、保齡球，就再也不知讀書為何物了。把讀書當成斯文的招牌，不知道飢餓為何物的人，怎麼可能把書當作麪包呢？

現在同學們讀書的條件比我們那一代人要好得多。我１８歲就去插隊。文革之中，要想讀書也是罪過。好在農民的批判能力並不那麼強，也不尖鋭，見到我們看書，也沒有什麼意見。但那些年，書源是個大問題，有什麼就讀什麼；不像今天，想讀什麼就能找到什麼。我記得剛開始時無書可讀，竟然把一本搞來的《聯共黨史》讀了好幾遍，越讀越覺得荒唐，後來終於認識到這那是一本不真實的書（或者可以稱之為穢史），但我當時的確是以極認真的態度讀那本書的。後來我看到茨威格的小説《象棋的故事》，深有同感。那個被單獨監禁了幾年的猶太人好容易從看守那裏偷到的一本書，竟是枯燥無味的棋譜，他並不會下棋，結果他連那種書也反覆看，一看幾年，逃脱納粹魔掌後，在旅途中與人對局，竟兩次把世界冠軍打敗了！想起我們當年在農村讀書的事，我對那種文化禁錮的殘酷性體會特別深。但是，這有什麼就讀什麼對我而言也未必是壞事，嚼麪包的過程和方法可能更重要。

現在同學們要買一本唐詩宋詞，可以百般挑剔，各種選本琳琅滿目，但在我們那時，根本找不到一本古典文學讀物，壓根兒就不出版。１９７２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了，要從感情而論，這本書真讓人無法喜歡，無論是觀點本身還是論證的方法，都到了可笑且可憎的地步。但是當時我們幾乎人手一冊，因為無論如何，這本書裏好歹引用了李杜的大量原作，而我們只要有原作讀就行了。文革結束，這類書我們都扔了，因為大批好書出版了（聽説這兩年《李白與杜甫》反而奇貨可居，可惜我們當時沒有那種文物意識）。

那時候我把偷偷帶下鄉的幾本小説翻爛了，一本是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一本是柯切托夫的《葉爾紹夫兄弟》，後一本書的很多細節我甚至能完整地口述出來。後來我的一位同事告訴我，他也能複述故事的全部，因為他下鄉時，手頭也只有這樣一本小説。還有一次，我借到一本陶菊隱先生的名著《六君子傳》，愛不釋手，又不得不還人，於是便反覆琢磨品味，最後我幾乎能把它背下來！後來我讀其他人寫的傳記，常用這本書去作比較，眼光就厲害多了，能分辨出高下優劣。

由於書少，我那時讀書幾乎都記筆記。有一次看一本俄國小説《對馬》，是寫１９０５年日俄戰爭時對馬海峽大海戰的，由於沒有讀過相關的歷史資料，我在讀書時把雙方艦隊的情況及在整個海戰中的活動整理出來，整理出來的資料，除我以外，沒有一個人感興趣，但是這是我的讀書經過，所以我保留了很多年。１９７２年以後，認識了賦閒在家的劇作家陳白塵先生，他也是太平天國史專家，借給了不少有關資料給我，我前後讀了兩三年，大概把他家所藏的資料全都讀完了。我讀的時候，整理出一百多個重要人物的活動情況，記錄和摘錄的本子大概有兩三公斤。後來我沒有專門研究歷史，但是那一段讀書生活養成了我搜集整理資料的一些方法。我還學會了辨析問題，比如讀一本書，能分辨出優劣，判斷一則史料的真偽，看出一段話是從哪本書中借過來的。總之，不因為撲在麪包上就狼吞虎嚥，品出了麪包的滋味，才有興味再去尋找麪包。

我之所以對同學們説這些，是因為發現有不少同學，你一勸他讀書，他就歎息，沒有書讀呀，不知道讀什麼書好呀，沒有時間呀，等等，反正總有不少不讀書的理由。其實能否真正把書讀好，主要還在自己的需要。中國人注重形式，對讀書也是如此。自古以來，讀書人就喜歡給自己命名出一個書齋，要準備下多少多少書，甚至還幻想紅袖添香，相對而言，讀書本身反而不重要了。我認為，一個人只要有讀書的慾望，注意在讀書的過程積累知識，摸索方法，一定能培養出自己的某種能力；即使起點不高，積久也會形成自己的一套風格。只知道把讀書掛在嘴邊，追求形式，充其量能擺個讀書的功架，看起來嚇人而已。當然現在可讀之書要比我們那時多得多，同學們在閲讀問題上不至於要走我們當年所走的那些彎路，那就更要注意閲讀的效率。也有些同學過於追求讀書的效果，認為讀書應當立竿見影，才讀了三五本書就希望作文能寫好，語文考試分數上升，－－持這種功利思想，把讀書當成現買現賣的交易，就更不容易掌握讀書的方法，難有什麼實際的收穫了。

所以我認為，對今天的學生而言，已經不是撲在麪包上的時代了，要重視閲讀的過程，要理智地選擇閲讀的內容（當然，書讀得雜一點絕不是壞事），要儘可能地在閲讀中培養自己辨析問題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