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與歷史論文

一、文學與歷史的互動關係

自古以來,文學與歷史便具有深刻的聯繫與淵源。許多重要的歷史典籍同時也是優秀的敍事文學,比如《史記》與《左傳》等。史學一直影響着中國文學尤其是小説的發展,小説不斷地從史學中汲取營養而發展演變。史傳對中國小説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春秋筆法及紀傳體敍事技巧的運用。文學師法歷史,在歷史的大背景下生存發展,這是歷史對文學單方面的影響。與此同時,文學對史學家的敍事也產生着深遠的影口息<史記》的作者司馬遷具有深厚的文學造詣,不但善於吟詩作賦,而且在作文方面尤為擅長<史記》不僅具有温潤的語言而且在敍事方面張弛有度,且富有詩意與飽滿的情感。從司馬遷開始,我國史學著作中敍事一般都採用紀傳體的敍述方式。在這一敍述方式中,文本是以某一人物為敍事中心,圍繞這個人物展開敍事講述這個人一生的故事。這是一種富有文學精神的敍述方式。歷史作為過往事件的記述,在時間方面保持線性發展,在敍事方面則是事件的客觀再現兩者交織發展,構成歷史敍事的時空構架。紀傳體的敍述圍繞着人物展開,由於人具有主觀性,因而敍事過程中時間與事件則置於人物的描述範圍內。

二、現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魯迅小説樁人日記為例20世紀中國文學呈現出新的歷史語境,文學以其獨特的話語進入歷史的敍事中,共同參與着歷史的敍述。在現代,中國發生了歷史轉型,新的歷史主體代替舊歷史主體走上歷史舞台,採用符合歷史形勢與文化語境的文學話語,以顯現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與歷史必然性。魯迅的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便是誕生於動盪的“五四”時期,順應歷史發展的趨勢,符合了新歷史主體話語權爭奪的要求,以一種獨特的話語表達契合了當時的歷史語境。

(一)文學對歷史的解構行為

魯迅在小説中藉助狂人之口把中國歷史喻為一部吃人的歷史。其中敍述主體即狂人所敍述的事件幾乎都是對這一歷史觀的現實反映。不但趙家的狗表現出吃人的信號,而且周圍的人都在設法陷害“我”,親人包括哥哥與母親都吃過人,最後發現自己也吃人,推測是不是孩子也吃人。小説通篇的敍述都是對吃人這一歷史的敍述,構成了對歷史的解構行為。解構歷史是為了重構歷史,探尋一種嶄新的歷史敍事話語。小説採用第一人稱敍事,這一敍事人稱內藴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內涵。第一人稱敍事首先是對個體意識的張揚。個人聲音的出現意味着擺脱了以往文學敍事中中允、客觀、冷靜的敍述方式。中國文學中開始出現了一個響亮的個人的聲音,這個聲音能夠大膽地坦陳自我的內心,在訴説着、吶喊着這個作為個體的、獨特的我的想法、願望以及各種情緒與慾念,這在文學發展史上是一個足以令人興奮的變化。中國歷史上人們慣於壓抑個人的聲音,將個人的個性與心理隱匿在羣體之中。而小説中狂人的聲音則象徵着新的歷史主體出現他能夠在這一歷史舞台上響亮地發出自己的聲音。“我”作為敍述者,主宰着新的話語,也掌控着敍述文本的發展,這意味着新的歷史主體同樣具有這些對歷史話語的主宰權與掌控權。這位敍事者具有清醒的頭腦,能夠看清歷史的真正面目,富有懷疑精神,敢於自我解剖,信奉進化論,相信歷史發展的進步性,文明在不斷進步與發展,總有一天這個世界“將容不下吃人的人”。這位敍事者是一位走在時代前沿的思想家與啟蒙者。狂人作為小説的敍事者,是敍事的主體,也是可以代表新的歷史主體的中心人物。

(二)啟蒙者的歷史敍説

這一敍事主體兼歷史主體,以解構歷史為立論依據,敍述歷史上的種種吃人表現。小説中主要採用日記體的方式來進行敍説,以內心獨白的形式為主。內心獨白是一種自我言説,是自己與自己對話,但是在小説中,以自我言説的方式分明試圖在向他人表達,語言與敍述的指涉對象是外部而非內部。小説中具有一些體現出這種對外表達意圖的句子,諸如“凡事須得研究,才會明白”,或者“救救孩子”等。這些句子缺少主語,是一種啟蒙者的言説方式。這個啟蒙者具有敏鋭的觀察力與深刻的思想。他對歷史的看法遠較一般人更為深刻,不但可以看透歷史上吃人的真相,可以穿透其他人的虛偽表象看到內在本質,而且對自己也有極為勇敢與透徹的認識與剖析,清醒地發現“我也吃了妹子的幾片肉”。最後,這位啟蒙者將歷史的真正面目揭開,讓所有人看見這一真相,並斬斷了人們在精神上的退路。小説以獨白的言説方式表現啟蒙者的思想,以內斂的敍述方式展現一種獨特的歷史敍事顯示出了魯迅小説藝術技巧的高明之處,同時也是現代啟蒙者高超啟蒙策略的成功。

(三)特殊歷史語境下的雙重敍事手法

《狂人日記》採用雙重敍事的手法,一是狂人日記式的白話文敍述言説,一是文言小引式的敍事。在日記體的前面,有一段文言文形式的引子表明敍述人發現日記手稿,表面上增加了小説敍事的可信度,從而構成了這篇小説的雙重敍述。因此,小説便有了雙重的敍述人,一個是文言文之“餘”,一個是白話體之“我”,雙重敍述人之間構成了一種敍述的張力,大大地增加了敍述文本的豐富內涵與深刻意藴“餘”與“我”的敍述,建構了一個清醒的世界與一個與之相對應的瘋狂的世界,這兩個文本構成的世界是相互對應並相互對峙的,使得整個敍事呈現出一種復調的關係。這兩個敍述世界是整體敍事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重視其中之一而忽略另一個世界都會造成對文本敍述的'誤讀。在前面的文言敍述中,關於狂人已經病癒並赴某地候補的記述,是對後文精神世界的一種對峙與終結。這段文言敍事似乎在暗示,無論狂人多狂思想有多麼深刻,終究都被現實所“治癒”,成為一個正常人,為功名利祿而奔波。這種敍事方式似乎在暗示啟蒙者的命運。

三、當代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

—以蘇童小説《妻妾成羣》為例當代文學依然沿襲了與歷史的複雜關聯,以小説的敍述言説着某種歷史的景象。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演變,文學敍事中的歷史圖景也在發生着某種改變。蘇童小説《妻妾成羣》呈現了一個與之前不同的歷史圖景。蘇童將控訴封建淫威的題材建構出一種不一樣的文學景象與歷史言説。

(一)文學敍事中歷史圖景的轉變

《妻妾成羣》中,文本敍述者圍繞着頌蓮這一關鍵人物進行敍事,呈現出一個日漸頹敗但卻充滿了誘惑的舊家庭景觀。這個即將沒落的舊式大家庭中充滿了各種利益的爭奪、工於心計的爭鬥、慾望的掙扎與煎熬。歷史被作者推到了文學的背後,作為一個故事展開的大背景。作者故意忽略當時一些富有政治與歷史意義的人物與事件,而把筆墨傾注在一些對主題表達有價值的事件上。敍事者採用了聚焦的手法,並且這種聚焦是多層次的,即存在焦點的轉移。敍事中的聚焦在對某些人事提高重視的同時,也忽略了對其他一些人物與事件的表現。聚焦的焦點在一些人與事之間進行轉換。這不是侷限於敍事學方面的轉換,而是延伸到社會文化領域意味着一些可能非常重大的歷史景觀在敍事中遭到忽略,而另外一些不那麼明顯甚至不為人知的歷史景觀則在敍事過程中得以凸顯出來。小説敍事通過敍事焦點的變化表現出這種歷史的轉變,呈現出一幅獨特的歷史圖景。

(二)小説敍事與歷史圖景的審美距離

小説中的歷史圖景呈現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社會正在發生的某種變化。這種變化漸漸發展,最終促進了市民社會生活圖景的產生。在這一歷史圖景之中,啟蒙話語與政治話語都不再作為一種主流的言説,經濟利益與慾望及權力的爭鬥則佔據歷史發展的中心地位<妻妾成羣》以一種獨特的文學話語方式再現了這種歷史圖景的一個側面,但同時又與這一歷史景觀拉開了一定的距離,與其保持了一種文學的審美距離。文本中對這一歷史景觀的書寫,是以一種詩意或審美的態度進行的。比如文中出現的“井”的意象,便是一種象徵,暗示着這種生活圖景中暗藏的危險性,讓人們對其保持警惕之心。陳佐千則象徵着一種“古舊文化的歷史記憶”他試圖從年輕女子身上獲得新的生命力,使其生殖力得以保持下去。陳佐千這種意圖的落空意味着某些古舊的歷史存留依然喪失了存在的價值與延續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講,小説展現出了一種歷史頹敗的圖景與陳舊事物沒落的命運。

20世紀文學敍事中既包含對既往歷史的解構行為,又具有對歷史形象的重新塑造,充分展現出文學與歷史相互纏繞與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文學敍事中建構了一幅幅多姿的歷史圖景,揹負着種種歷史賦予的責任,起到或啟蒙、警示,或娛樂的使命。文學正是在與歷史的糾葛與纏繞之中,保持着自身的藝術立場與審美距離,介入歷史並言説歷史,以文學的話語呈現出歷史的圖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