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創造性思維與作文個性化

發明創造都是在尋求自然世界與人類活動的某種規律。“發現”就是認知並歸納某些現象（自然的或生活的）的規律，“創造性思維”應該是這種“認知”與“歸納”的能力之表現。

單純孤立地定義“創造性思維”應該很困難。

這裏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關注現實；一個是認知歸納現實。

關注現實要做到“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異想天開”強調發揮主觀能動性；“實事求是”強調忠於客觀現實。

認知歸納現實要做到既尊重自然規律，又要以人為本，自然規律即古人所謂“天”“道”“倫”“常”；以人為本，強調對自然規律的認知歸納要為人所用。

現實是思想形成的基礎，也是思考的對象。對現實的關注既是人的本能，突出人的自然屬性，也是社會的需要，強化人的社會屬性。對現實的認知歸納是思維形成的基礎，也是思維的對象。思維的規律源於自然規律，是自然規律在人頭腦中的理性反映，同時思維規律又受到社會規律的制約，表現為社會對人性的主觀規範。

現實，以及對現實的思考，包括所形成的'思想，更多表現出“個性”特徵。對現實的認知、歸納，以及這種認知、歸納所形成的思維方式，包括所形成的思維規律，則表現出更多“理性”因素。

內容的東西永遠應該是形色各異的，“個性”的；形式卻可以是有規律而且應該是有規律的，“理性”的。那麼，創造性思維就應該是“個性”與“理性”的完美融合，而且必須是。因為“個性”的地方，正是你獨到的地方，深刻的地方；而“理性”的東西，能使你的思想和大家得以交流、產生共鳴。

就寫作而言，如果人云亦云，毫無新意，就顯得乏味；如果荒誕怪異“卓爾不羣”，就沒有知音，不被認同。

倡導作文個性化，就是鼓勵創造性思維。然而思維是抽象的，衡量創造性思維價值的依據，應該是思維賴以存在的藝術形式。這就容易產生一種錯覺：“個性化”是形式的新穎別緻。雖然不可否認形式的新穎別緻是“個性化”的一個重要方面，但絕不是全部，也不是主要方面。最能體現作品“個性化”風格的應該是內容，是思想的個性、思維的個性。

任何時期的文學革命、藝術革命都是思想的革命。

任何民族的文學革命、藝術革命都始於對束縛人的思維的條條框框的衝擊。

從韓愈柳宗元的“古文運動”到西方資產階級文藝復興；從古體詩到近體詩，從唐詩到宋詞，從宋詞到元曲，確有許多形式方面的革命，但其本質都是一種思想革命。

唐代的“古文運動”表面上是反對漢魏六朝以來追求華麗辭采的浮誇之風，本質上就是呼籲解放思想、解放個性。雖然“辭不足不可以為文”，要求“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上襄陽於相公書》）；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而且“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的目的是“其事信，其理切。”因為“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因為“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也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詩、詞、曲的沿革，似乎有更多形式的因素。歷來有“詩莊詞諧”之説，大唐王朝是中國歷史上漢民族建立的一個最強大的政權，社會穩定，經濟繁榮，人們的生活方式應該愈來愈講究，那麼詩歌從漢魏樂府通俗曉暢的風格，轉為更嚴謹莊重華麗的格律詩，就顯得非常必要。然而思維永遠不可能長久固定在某一種模式下。統治中國詩歌兩三百年的詩律也不可能一成不變。隨着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過分講求形式整齊劃一的詩律開始表現出了對思維發展與思想發展的束縛。整齊而又錯綜的詞的誕生，就有利於表現愈來愈複雜的思維以及愈來愈複雜的思想。而且語言上也開始走出艱澀，走向明白曉暢；走出純粹的讀書人，走近更廣闊的百姓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