窒息創造性思維作文

眾所周知，九十年代以來我國語文教育曾受到來自家長、教師和社會的多方面的激烈批評，引起全社會的極大關注，並曾多次在報刊上開展關於語文教育改革的全民性討論。其中規模最大的一次全民大討論，發端於1997 年11月“北京文學”在“世紀觀察”欄目上刊登的一組關於憂思中國語文教育的三篇文章（家長鄒靜之的“女兒的作業”、中學教師王麗的“中學語文教學手記” 和大學教師薛毅的“文學教育的悲哀”）。這三篇文章分別就我國中學語文教學中的標準化考試、教材教法與教學模式以及文學教育的'目的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作出深刻的剖析和提出尖鋭的批評，並在社會上引起極大的共鳴與反響。此後，“中國青年報”、“光明日報”和不少省市報刊還紛紛轉載或刊登就這一問題展開討論的文章。“中國教育報”還從98年2月26日開始到3月16日的短短二十天當中，連續發表五篇由記者李建平採寫的關於“中國小語文教育現狀的調查和思考”的專題報導，其內容涉及語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閲讀教學、識字教學和作文教學中存在的種種問題以及考試方法改革等諸多方面，對我國語文教育的現狀作了“全景式”的掃描，並在較深的層面上啟發人們去分析與思考，這就把這場大討論逐步推向高潮。

為了對我國的語文教育進行更深刻的清理和反思，從1998年4月開始，王麗還自費採訪了京、滬兩地近20位語文界的專家、學者，並將其訪談錄先後發表在當年“北京文學”的7月號和10月號上（共11篇），從而把這場大討論進一步引向深入。

綜觀這次大討論，其規模是空前的，意義是深遠的。就其廣度和深度而言，不僅在語文教育界前所未有，就是在整個基礎教育領域也是罕見的。正像記者李建平的系列報導中所反映的，這次大討論的內容涉及語文教育的功能和目的（爭論的焦點是語文學科的性質、功能到底是工具性還是人文性，或是二者兼而有之），閲讀、識字和作文教學中存在的種種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