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媒體之微博時代

微博這個名詞是最近兩年的社會關鍵詞。尤其是社會轉型的當下中國，幾乎一半以上由媒體事件轉化而來的公共事件都與微博有關。在網民討論微博的用語中，有兩個常見詞，一個是“圍觀”，一個是“路過”，前者彰顯羣體心理，後者呈現信息流量。顯然，微博在今天重新書寫大眾傳播的定義，藉助這種橫向性傳播的平面開拓，對龐大數量的網民而言，虛擬空間逐漸成為一個越來越容易在紛繁複雜的現實中尋找意義和認同的空間，從而形成不可忽視的社會動員能力。無論是底線論理的崩潰所誘發的惡性事件，還是電視連續劇一般的社會新聞;無論是強拆強遷的悲劇場面，還是一夜風行的網絡成語(如“日記局長”，“我爸是李剛”等)，藉助新媒體的信息技術，整個大眾傳播的社會文本成為一種社會運行的象徵載體。

進入2.0時代，大眾傳播的社會化趨勢成為勢不可擋的潮流。我們知道，從新聞傳播學的原理來説，新聞的呈現要受到若干因素影響，如新聞自主性，消息來源，新聞常規，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形態，原始事件的呈現的影響程度。其中的新聞自主性與媒體自身的機構特性和功能定位有關，新聞常規是和處理新聞採編素材的組織程序有關，新聞工作者的.意識形態源於他自身的政治身份和媒體機構的政治屬性，原始事件的呈現的影響程度多半要依賴於採編過程當中的技術把握和技術成本。在這多種因素當中，最有活力的因素是消息源，而新媒體時代的技術便利性恰恰從根本上改變了消息源的構成方式，使普通人都能夠介入信息傳播的方式來重新定義傳播的主體性。

把權力運行過程變成社會監管過程，無疑是微博時代的新聞傳播的公民性特徵：“網民客觀上揭開了權力者和權力過程的面紗，他們使得公共權力部門也被迫處於可視狀態。上述這兩個方面，合在一起，就是一個個人和民間組織的信息資源增殖和政府公共權力信息資源貶值的過程，這使得個人和民間組織與政府公共權力間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得到緩解。公共權力過程的可視性增加了，個人和組織對於公共權力過程的監督得加強，這同樣也增加了個人與民間組織參與到公共事務中的可能性。”從周九跟到韓峯，新媒體所帶來的輿論監督效應終於讓互聯網成為大眾品位的文化狂歡節的舞台。

人類發展的歷史始終伴隨着信息傳播技術的歷史。按照一般的規律性總結，人們的意識培育和社會態度往往源於信息傳播入口的瓶頸尺度。但是，如果説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那麼，這個生產力的更新不僅僅是體現在社會生產實踐當中的硬件環節中，更重要的是從軟環境入手來激發人們完善社會關係的熱情，比如説微博時代的媒體圍觀，往往揭示了“灌輸”和現實的誤差，讓人們的固定觀念面臨現實經驗的衝擊，從而產生新的社會聚焦，激發一種重新建構社會關係的社會能量和政治激情。再比如説，微博時代的信息傳播往往通過視角的開放產生多元化敍事，不同角度和不同層次的信息參與往往呈現出信息原生態的不同狀態，在延續社會焦慮的同時為人們重新思考社會的未來提供越來開放，越來越有自主性的思路。

更為重要的是，微博時代的媒體的信息觸角越來越平面化，其中，信息源的低端化成為信息動力的結構方程式。正是通過這種平視而開放的新聞視角，我們看到社會轉型的艱難，體驗社會分化的尖鋭，討論社會利益的分歧。人們期待從可以讚揚或可以批評、可以質疑的新聞現象中激發一種帶有社會反思色彩的公共意識，從各自不同的參與中來尋找建構公民社會的各種基點的可能性。微博時代的傳播特點是每個網民都可能參與公共話題，表達對社會環境的興趣、瞭解和關注，從而使得被關注的事件在虛擬空間中因為被放大而重新定義，滋生出推動事物變化和社會變遷的動力。比如説面對自然災害表達出共同關注所產生的勇氣，面對人性悲劇所堅持的道義，面對醜陋行為的調侃，面對權力傲慢的譴責，面對社會不公正的抗爭。所有這些“路過”或“圍觀”的網絡話語無疑都是在通過形成某種共識的話語途徑中增強自覺參與解決公共問題的意識及感悟能力，從而使得新媒體文化的軟性方式成為社會進步的動力結構。

當然，從通過大眾傳播來建構社會秩序的立場來説，微博時代的媒體圍觀是一種需要積極應對的挑戰。因為，微博的特點首先是對信息傳播的放大效應和加速效應，從而在儘可能短的時間範圍內，釋放信息本身所可能具備的爆炸能量，增強信息的衝擊力，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説是殺傷力，從而對所有的信息危機處理方式提出挑戰，對與信息相關的行政機構的公信力也是一個考驗。至於人們的交流方式，可能會存在一個信息爆炸和傳播加速的結果，由此需要對信息疏導有新的把關人模式。由於微博的技術優勢和非個體責任性，微博速度的網絡參與自然會對公共事件的話語表達形成一個更加自主、更加多元的傳播態勢，激發網民自主參與事件，彰顯社會羣體的自治意識和權益意識，從而有可能形成新的推進公共管理制度創新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