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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國企危機公關謹防慣性思維

綜觀過去幾年國企的危機公關案例,慣性思維仍然在左右着國企的危機應對決策,並屢次導致危機處置不當、形象受損的結果,國企應當予以高度重視,謹防慣性思維影響危機處置。梳理近些年的典型案例,國企危機公關至少存在以下四種慣性思維。

2017年國企危機公關謹防慣性思維

  一是第一時間習慣性否認。

否認成為很多國企在面臨危機時的條件反射式的迴應,認為否認就可以中止危機的擴大,卻不知在未經調查之前的倉促否認反而可能進一步放大危機。尤其在調查之後證實確有其事之時,第一時間的否認態度便成為降低企業公信力的利器,在加重企業危機的同時給公眾留下了説謊的印象,在今後再遇到危機事件時,即便確非企業之責,即使出面澄清也難以平息公眾的質疑,因為過往的危機應對方式已經讓公眾不再對企業抱有足夠的信任。

  二是信奉沉默是金,採取拖延戰術,寄希望於輿論焦點的自行轉移。

在危機事件中,公眾關注的不僅是事實,還有態度。保持沉默這種態度很容易被視為是國企傲慢的一種表現。雖然有研究表明,公眾對一個網絡熱點事件的關注度平均維持在兩週左右,然而,這並不等於一個熱點事件的影響力只存在兩週。沉默從短期來看在某些情況下是可以暫時渡過危機,然而從長期來看,沉默讓企業潛藏着形象危機。在互聯網時代,一個危機事件平息以後,相關信息只是暫時處於休眠狀態,一旦企業再次出現危機事件,以往危機事件信息會被重新激發,它轉化為人們對於該國企危機處理的集體記憶,作為對企業在當前危機事件中是非對錯的判斷依據,因而沉默所引發的猜疑和指責也會影響到企業今後危機處理的效果。此外,沉默在短期內也並非總是有效的。沉默可能滋生大量的質疑、猜測和謠言,進一步推動危機的蔓延。本來通過積極應對可以讓危機在短時間內平息,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公眾最看重的還是當事者的態度,而遲遲不迴應很可能激怒公眾,在輿論上處於十分被動的境地。

  三是對利益相關方態度強硬,冷漠傲慢。

一個危機事件當中的利益相關方是多方面的,包括政府、供應商、客户等與企業經濟利益直接相關的主體,也包括公眾、NGO、意見領袖等。長期以來,國企在危機事件中較為重視與政府的溝通,而與其他利益相關方溝通時,往往態度強硬,甚至漠視一些利益相關方的存在。當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獲知產品出現質量問題之後,三鹿並沒有進行大規模公開召回,而是向相關政府部門彙報,坐等政府處理意見,錯失危機處理的'最佳時機。另外,2013年,由於不滿鞍鋼集團出台的追補政策,樂從鋼貿協會在與鞍鋼溝通無效,無法得到回覆的情況下,在網站公開發布《致鞍鋼公開信》,驚動全國媒體,使得鞍鋼在輿論上陷入了極為被動的局面。由於鞍鋼的信譽受到影響,樂從鞍鋼經銷商的訂單明顯減少,一些資深的鋼材從業人員與鋼廠停止合作。在產業整體形勢欠佳,企業經營面臨困難的情況下,對供應商訴求的漠視給鞍鋼帶來了一場輿論危機。事實上,在危機事件中,傾聽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聲音進而與其進行有效溝通,是企業與各相關主體形成良性關係,促進事件妥善解決的關鍵環節。尤其在互聯網環境下,公眾、意見領袖和NGO的聲量前所未有地強大,企業應對這類利益相關主體予以充分重視,一旦表現出強硬的態度,則很容易招致輿論的討伐。

  四是極力辯解,推脱責任。

在經過調查證實確有其事時,不少國企並非承認錯誤,正視問題所在,而是極力辯解,試圖推脱責任,負責任的國企形象就在這種辯解和推脱當中稀釋瓦解。當已有確鑿證據表明企業對該事件負有責任之時,企業的辯解和推脱不僅無法洗清企業的污點,反而加劇了公眾對企業不作為、無擔當的認知。

國企危機事件發生的時候往往也是公眾對國企高度關注的時候,國企在事件中的表現深刻影響着公眾對國企形象的認知。近些年,國企開展了不少公益活動,每年推出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充分彰顯了國企的社會擔當,然而,國企在公眾當中的形象卻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其中的癥結除了其在經營管理上存在的問題,以及以往刻板印象之外,依循傳統媒體時代的慣性思維進行危機應對是不可忽視的因素。

時代在發生變化,傳統媒體時代話語權高度集中的局面早已被打破,佔着優勢地位依靠媒體少報或不報來轉移公眾視線,已經不再是一個可以讓國企安然渡過危機的法寶。國企亟須在危機公關中克服慣性思維,用真誠與平等代替驕傲與冷漠,用對話溝通代替閃爍迴避,用合作代替對抗,勇於承擔應付之責,唯此才能重拾公眾信任,塑造有擔當、負責任的國企形象。